洋起。中国文学是向来都有一个天字的。
毛泽东有秦皇岛观海诗，但是不及秦始皇的峄山刻石诏辞，也不及魏武帝曹操的观沧海诗甚远。我游日本大洗矶边，亦题有诗：
浪打千年心事违还向早春惜春衣
我与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
天道有在是非之上，人事亦还是对共产党不原谅。中国文学里习惯了说天，说仙人，比说神好。因为神容易被说作比人还更逼实是非。
「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是未有是非，未有敌斗，未有恋爱的文学，但是写有是非、有敌斗、有恋爱的文学也还是必定要与之在性情上相遇的。
中国文学里的恋爱原来也是现实的境界，而又高又开阔，而今人为学西洋的，都把来为窄了，只可以上话剧，不可以上平剧。朱天心说要痛痛快快的恋爱它几场，就要看她又是怎样的写法了。
八
看到那般文化人的乱攻击人，他们攻击胡适，说他於提倡白话文无功，攻击刘大中，攻击林语堂，於是攻击我，这种乱糟糟真使人想念一个清平世界的秩序。再看看大陆共区的斗法反法，更使人想念要一个清平世界的秩序了。如此，即有许多事情与许多东西都不得不重新想想过。比方「击壤歌」里的小虾穿了风吹得圆圆的飞起的裙子，与上身穿的风灌满了一胸口的敞衣衫，以及乔穿的牛仔裤，姿势斜签着立在篮球场，那种的好法，都是个人的，而若是一个清平的时代，则必有一个时代的威严与安静的衣装样式，不是个人的。如唐朝明朝的衣裳。个人的设计怎麽的亦不能有一个时代的大的安定，一个时代的大的风流的美。
音乐也是如此，弹弹吉他唱歌跳舞虽然也好，那是依个人而好，有着严格的青春的限制，怎及得清平时势的音乐使人感觉一统山河的大，有着悠远的而现实都在之思。仙枝早先爱看电影，说电影也有好多意思，及後她读起书来，读庄子，看西游记红楼梦等小说，看平剧，看崑曲，她就知道电影没有多大意思了。「方舟上的日子」里的与「击壤歌」里的舞台与行头，以後随着演新戏是可以全部换过的。我们使用的东西，皆要有一个时代的威严，生在清平世界的秩序里的，而不是零乱不安定的个人趣味的那些。
文章的内容情节亦是如此。「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里所写的是青春情意的无保留，而自然有制约，像一朵花开足了，而不会是把花瓣的轮廓来破坏，无保留与制约原来是同一回事。可是以後写成人社会的艰难事情，写焦桂英唱的「人世风波险十分」，写一个世界的没落与新生，你有本领，就也要能把一代人的情意写得无保留，然而自然制约，不会写成吃人社会的「狂人日记」或变态慾情。因为世界虽乱，亦作者的心中有着一个清平世界的秩序，这是文明的古老的记忆，也是今要建设的新时代的底样。
我偶而给我所喜爱的人写信，被说我的信写得不亲。不知我是与朱天文朱天心亦不亲的。袁枚怪苏诗少情，但苏轼被罪获释贬黄州时游净居寺诗有云：
稽首两足尊，举头双涕挥，
灵山会失散，八部犹光辉，
愿随二圣往，一洗千劫罪。
他是忧患後如见了亲人。而我的忧患是远比苏轼的更大，我若见了母亲或妹妹，倘使我有妹妹的话，我亦但是柔和有礼仪，不会有泪的，不但没有亲昵，还像是不诚恳。其实苏轼於朝云亦惟云「事余以礼」，不说亲昵的话。夫妻相敬如宾只当是平时的，忧患後才知此语更具。前此我只知「天地不仁」这句话很大，是对於史上的世界劫毁的，这回因袁琼琼一提，才又知还有一句「至人不亲」是把忧患都化为人的端正清好了。
原来礼仪这样东西，我们平常只当是形式多於情操，生活顺境时来行行的，却竟是可以含蓄着怎样重大的处境与怎样强大到无保留的情意的，是情意的无保留与制约为一的自然秩序。现在来讲文学创作，就是要知道有这个清平世界的秩序，这里就情操也都成了是知性的。晓得这个，就够你在文学里写怎样重大复杂激动的事实，场面与情绪亦可以总是有余裕的，像袁琼琼说的「单身的时候是顶秀气的，女式的单身。」
九
史上新文学之兴，多是受了自然界的新发见的刺激。
天文学上的与物理学上的新发见，引起了对自然界新的赞叹，这是发动新思想与新文学之始。因为对自然界的改观，引起了对文明的原理与思考方法的再审定，所以新文学必与新思想并行。我读小学时正当五四运动开始，暑假回乡下，晚上在檐下乘凉，听中学的表哥讲西洋的科学说星有多少光年的距离，抬头再望望星空，不胜向往，若没有这向往，是也不能发新时代的大志的。彼时不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风动了全世界，那完全是知性的风动。史上若没有像这样知性的风动是不能有新文学的。
新时代开始的文学多是理论的，如楚辞汉赋之先有春秋战国诸子的论文，那些论文都是对於自然界与人事的原理的再审定。彼时的新文学都是带理论式的，如汉赋的曲终奏雅，末後总要讲一番治世的道理。史记写项羽本纪与高祖本纪，亦是诉之读者的知性，不诉之读者的感情，程度低的都喜欢项羽，程度高的才知刘邦此项羽好。
六朝佛教传入最盛，如僧肇智顗等亦是先在知性上感兴，把来理论化了，然後佛教思想成为中国文学的新情操。基督教唐朝已有景教碑，但基督教拒绝理论，所以不能进入中国文学。彼时中国对於西域的文物是统统接受。罗马的东西亦有输入，卖酒的胡姬有戴罗马珠饰的，但於罗马的思想学间与音乐等则全不采用。罗马的音乐只被当作灯市耍戏的杂伎之一。罗马的那点点数学与物理学，当时中国是还高过它的，而罗马的思想与艺术则与中国的是可比血型不同，不可以输血的。印度的与中国的血型相同。与希腊也还有点像远亲似的。
五四运动所接触的是希腊精神，所以有益。但後来则是罗马型的。西洋的天文学物理学是世界性的，不受血型的限制，如日本已追上了西洋的，我们要追上也不难。但西洋的哲学与文学则与我们的血型不同，不可以输血。今天最贫乏的就是理论。今天文学上最不足的是知性。法国革命的文学也是伏尔泰等思想的理论文当先，五四文学也是胡适周作人等的理论文当先，周作人与鲁迅使当年的青年歆动的，并非什麽小说创作，而是其讲理的散文，可见时人是如何的需要讲思想理论的文学了。你看文艺作品，看一件已经创造好了的作品，但理论文则是教你自己去开出世界，自己去创造作品，不限於文艺。是这个缘故，所以史上凡新时代开始，皆是理论文当先。又所以好的理论文必是叫人读了兴发的。刺激是感情的，兴发则是知性的。
我们今做新文学的运动，还是要有理论的文章。
虽小说的创作亦要是知性的。如张爱玲的作品即是知性的。从来风靡一世的，如苏轼的诗文，小说如三国、西游、红楼梦都是有一种知性的光的。知性是感情的完全燃烧，此时只见是一片白光。而许多激动的刺激性的文学，则是感情的不完全燃烧，所以发烟发毒气，呛人喉咙，激出眼泪。知性才是欢喜的，连眼泪亦有一种喜悦。
孙先生教我们的革命是要通过政治，但其出发点是憧憬於一个大的理想，即新的对自然界认识与新的对人生的认识，在日常生活的全面对待，人有了新鲜的情操，对物有了新鲜的意思。它是世界性的，亦是带有民族的个性的。通过政治革命是为实现这个。所以革命的新文学亦从开头即注定了是要知性的。
今人以为理论文不可是文学，这个观念先要改变。再则以为小说是无责任的写实，这个观念也要改变。
文学是写可珍重的东西。「方舟上的日子」与「击壤歌」与「青青子衿」就使人读了发现现今尚有许多可珍重的东西。可珍重的人世是，在拥挤的公车里男人的下巴接触了一位少女的额发，也会觉得是他生之缘。可惜现在都觉得漠然了。有一带新造住宅村，是午前九时左右，男人们都上班去了，有一家人家的年轻少妇在扫除房间，敞着障纸的格子门，在檐前阳光里晒棉被拍打，抬头看见我在门前路上走过，是不相识的人，亦躬身含笑说「早安」。这可说是古风的了，然而真是清新得像早晨的太阳。福生市七夕祭的翌晨，我散步时在路上捡得一块女式手帕，把它放在庙里神前的桌上。昔人上元夜拾得遗帕坠钿，有多少遐思，但是现代女人的东西使人不能安心，只好让神去祓除了。人世原来都是可珍重的，但今要以革命来禊祓。基督教讲赎罪，佛教讲超度，中国的则是禊祓，像人家除夕把屋宇部来掸尘，把祭器与桌椅都搬出来擦刷冲洗了，好过年都是新的。又像王羲之一班人三月三日集叙於会稽山阴之兰亭，也是「修禊事也」，所以中国文学是讲天地清明，不同於西洋文学的向上帝讨正义，而从恶魔讨艺术。
中国人尚有西洋人所没有的，是对於世变的感知性。左传里记不得是谁了，他见伊洛之间有被发野祭者，曰：「不出十年，此地其为戎乎？吾其左衽矣。」後来果然是戎狄入侵，要齐桓公用管仲来尊王攘夷。这种预知，实从早先的祭政一体而来。西洋的宗教亦有先知，而惟中国的是不落宗教，直接从天道与人事来感知。而且中国的是民间亦皆有此感知。
印度有讲世界劫坏，基督教有讲世界末日，但中国的则是易经里讲的「履霜坚冰至」的一个「机」字。一年有春夏秋冬，历史上亦是有盛衰的季节。世界古代民族多有骨卜与占星术，而中国的卜筮与夜观天象，则惟借以兴感，像风过水面，「托微波以陈辞」，对时世的亦惟是这种感知，故又曰、「天道幽微难言」。这最妩媚，天道亦像女孩子的说话，似真似假，不像迷信的着实。中国人的这种对时世变动之兆的感知，关系到中国史上独有的民间起兵，亦使中国文学多有了一个境界。
对於时世变动的感知，在民的文学里有童谣与谶纬，与渔樵闲话。在士的文学里是诗文里多有讲沧海桑田，词里有浪淘沙。刘禹锡的六朝怀古诗的「金陵王气黯然终」，与姜白石的词里的写靖康金兵陷汴京，徽钦二帝被俘，宗室迁都临安，「追想当年事，殆天意，非人力。」元明曲如长生殿里安禄山乱後李龟年的唱词十分悲壮，与桃花扇里清兵南下，史可法在扬州兵败的激烈尽忠，皆有一种「天意如此」的苍凉。一部三国演义若去了天意二字就没有历史人事的风姿了。拜伦的哀希腊诗，与吉朋的罗马帝国兴亡史，皆没有天意，只见是人事的狭塞。希腊荷马史诗里是有神意，而无中国说的天意，所以荷马史诗里的亦只见是人事的狭塞。马克斯讲资本主义没落，但是亦不知尚有天意。所以他推断的不准。
中国民间的想法是个人的小事亦有着个天意，人事是非分明，而天意则在是非之初，充满了未知与创造性。我们的新文学运动就是要脱离追从西洋文学的无知，再开中国文学的天意人事的领域，不要单晓得时髦，即要晓得时代。要学孙先生的革命是革的天命与世运，使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又有一飞跃。对时代的敏感在文学里是知性最高的一面，其实今天应当有人写一部民国史，要写得像史记一样的好文章。
我们当前的目标还是在反共，光复大陆。但这必定要有思想。最近看了夏之炎的「北京最寒冷的冬天」与「绝对零度下的钢」，暴露大陆现状，很是难得，但是作者所希望的只是民主的社会主义，根本上他并没有否定共产，可见大陆上今日思想的贫薄，所以这两部着作并不能读了使人兴起。从革命的意义来看，还是张爱玲的「赤地之恋」第一，陈若曦的「尹县长」第二，夏之炎的这两部着作只可当作资料。
真真天才的作品虽然不到思想，它亦是革命的，像张爱玲的「赤地之恋」与「年轻的时候」，像朱天文的「青青子衿」与朱天心的「击壤歌」，甚至看起来似乎与革命无关。因为文学是只要写了革命的感，不必写革命的思想，亦可以是完全的。但是若要造成一个时代的革命气候，则必定要讲思想，所以还要有理论文。
为达成孙先生交下来的革命，我们今日须要有像反秦朝的刘邦，讨平黄巾贼的曹操的天启英雄，与张良、韩信、王猛、崔浩这样知道世界形势的智略之士。但是有潮才能有潮头，历史上这样的人才是只有在时代的新节气中才能出生，像竹笋的在时令节气中才能茁出来，而酝酿时代的新节气的则是革命的思想运动。
文章与英雄都如花，我们要来酝酿节气。
丁巳年（编按、民国六十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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