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意加。如对，则今文传统说即玄同先生所不疑之“刘歆伪造”坠地而尽。此点关系非常之大。
（三）孔子是否作《春秋》？此一点我觉得竟不能决，因没有材料。但这传说必已很久，而所谓公羊春秋之根本思想实与《论语》相合。
（四）孟子所谓《春秋》是否即今存之断烂朝报？此一段并非不成问题。
（五）春秋一名在战国时为公名，为私名？
（六）《公羊传》思想之时代背景。
（七）公羊大义由传，繁露，到何氏之变迁，中间可于断狱取之。
（八）穀梁是仿公羊而制的，或者是一别传？
（九）《史记》与《国语》的关系。
（十）《史记》果真为古文家改到那个田地吗？崔君的党见是太深的，决不能以他的话为定论。
（十一）《左氏传》在刘歆制成定本前之历史。此一端非常重要。《左传》决不是一时而生，谅亦不是由刘歆一手而造。我此时在下一个设想：假定汉初有一部《国语》，又名《左氏春秋》，其传那个断烂朝报者实不能得其解，其间遂有一种联想，以为《春秋》与《国语》有关系，此为第一步。不必两书有真正之银丁扣，然后可使当时人以为有关系，有此传说，亦可动当时人。太史公恐怕就是受这个观念支配而去于《史记》中用其材料的，这个假设小，康崔诸君那个假设太大。公羊学后来越来越盛，武帝时几乎成了国学。反动之下，这传说亦越进化，于是渐渐的多人为《国语》造新解，而到刘向刘歆手中，遂成此《左氏传》之巨观。古文学必不是刘歆一手之力，其前必有一个很长的渊源。且此古文学之思想亦甚自然。今文有当时成了断狱法，成了教条，成了谶纬隂阳，则古文之较客观者起来作反动，自是近情，也是思想之进化。（十二）《左传》并不于材料上是单元。《国语》存本可看出，《国语》实在是记些语。《左传》中许多并不是语，而且有些矛盾的地方。如吕相绝秦语文章既不同，而事实又和《左传》所记矛盾。必是当年作者把《国语》大部分采来做材料，又加上好些别的材料，或自造的材料。我们要把他分析下去的。
（十三）《左传》《国语》文字之比较。《左传》《国语》的文字很有些分别，且去仔细一核，其中必有提醒人处。
（十四）东汉左氏传说之演进。左氏能胜了公羊，恐怕也有点适者生存的意思。今文之陋而夸，实不能满足甚多人。
（十五）古竹书之面目。
现在我只写下这些点。其实如是自己作起功来，所有之假设必然时时改变。今文古文之争，给我们很多的道路和提醒。但自庄孔刘宋到崔适，都不是些极客观的人物，我们必须把他所提醒的道路加上我们自己提醒的道路。
现在看诗，恐怕要但看白文，训诂可参考而本事切不可问。大约本事靠得住的如《硕人》之说庄姜是百分难得的；而极不通者一望皆是。如君子偕老为刺卫宣姜，真正岂有此理。此明明是称赞人而惜其运命不济，故曰“子之不淑”，犹云“子之不幸”。但论白文，反很容易明白。
《诗》的作年，恐怕要分开一篇一篇的考定，因为现在的“定本”，样子不知道经过多少次的改变，而字句之中经流传而成改变，及以今字改古字，更不知有多少了。《颂》的作年，古文家的家论固已不必再讨论。玄同先生的议论，恐怕也还有点奉今文家法罢？果如魏默深的说法，则宋以泓之败绩为武成，说“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即令自己不觍厚脸皮，又如何传得到后人。且殷武之武，如为抽象词，则哀公亦可当之，正不能定。如为具体词，自号武王是汤号，且以文章而论，《商颂》的地位显然介于邹鲁之间，《周颂》自是这文体的初步，《鲁颂》已大丰盈了。假如作《商颂》之人反在作《鲁颂》者之后，必然这个人先有摹古的心习，如宇文时代制诰仿《大诰》，石鼓仿《小雅》，然后便也。但即令宋人好古，也未必有这样心习。那么，《商颂》果真是哀公的东西，则《鲁颂》非僖公时物了。玄同先生信中所引王静安先生的话，“时代较近易于摹拟”，这话颇有意思，并不必如玄同先生以为臆测，或者摹拟两个字用得不妙，然由《周颂》到《商颂》，由《商颂》到《鲁颂》，文体上词言上是很顺叙，反转则甚费解。
《七月》一篇必是一遗传的农歌；以传来传去之故，而成文句上极大之corruption，故今已不顺理成章。这类诗最不易定年代，且究是豳风否也未可知。因为此类农歌，总是由此地传彼地。《鸱鸮》想也是一个农歌；为鸟说话，在中国诗歌中有独无偶。《东山》想系祖东征戍者之词，其为随周公东征否则未可知。但豳风的东西大约都是周的物事，因为就是《七月》里也有好些句与二南《小雅》同。《大雅》《小雅》十年前疑为是大京调小京调。风雅本是相对名词，今人意云雅而曰风雅，实不词（杜诗“别裁伪体親风雅”），今不及详论矣。
《破斧》恐是东征罢敝国人自解之言如是。后人追叙，恐无如此之实地风光。《破斧》如出后人，甚无所谓。下列诸疑拟释之如下：
如云是周公时物，何以《周诰》如彼难解，此则如此易解？答，诰是官话，这官话是限于小范围的，在后来的语言上影响可以很小。诗是民间通俗的话，很可以为后来通用语言之所自出。如蒙古白话上谕那末不能懂，而元曲却不然，亦复一例。且官书写成之后，便是定本，不由口传。诗是由口中相传的，其陈古的文句随时可以改换，故显得流畅。但虽使字句有改换，其来源却不以这字句的改换而改换。
周王东征时称王何以……（未完）
抄到此地，人极倦，而船不久停，故只有付邮。尾十多张，待于上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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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的既潦草，且我以多年不读中国书后，所发议论必不妥者多，妥者少。希望不必太以善意相看。
〔颉刚案，傅孟真先生此书，从1924年1月写起，写到1926年10月30日船到香港为止，还没有完，他归国后，我屡次催他把未完之稿写给我；无奈他不忙便懒，不懒便忙，到今一年余还不曾给我一个字。现在周刊需稿，即以此书付印。未完之稿，只得过后再催了。书中看不清的草书字甚多，恐有误钞，亦俟他日校正。1928、1、2〕
——选自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二集第十三期、十四期（1928年广州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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