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刚兄：
十八日信到，甚喜。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对于这个问题本身有讨论。你问：“在《论语》上看……何以孔子成了这个时代的中心人物？”我想，我们看历史上的事，甚不可遇事为他求一理性的因，因为许多事实的产生，但有一个“历史的积因”，不必有一个理性的因。即如佛教在南北朝隋唐时在中国大行，岂是谓佛教恰合于当年社会？岂是谓从唯物史观看来，佛教恰当于这时兴盛于中国？实在不过中国当年社会中人感觉人生之艰苦太大（这种感觉何时不然，不过有时特别大），而中国当年已有之迷信与理性不足以安慰之，有物从外来，谁先谁立根基，不论他是佛，是妖，是摩尼，是景教，先来居势，并不尽由于佛特别适于中国。且佛之不适于中国固有历史，远比景教等大。那种空桑之教，无处不和中国人传统思想相反。然而竟能大行，想是因为这种迷信先别种迷信而来，宣传这种迷信比宣传别种迷信的人多，遂至于居上。人们只是要一种“有说作”的迷信，从不暇细问这迷信的细节。耶稣教西行，想也是一个道理。我们很不能说那萨特的耶稣一线最适于庞大而颓唐的罗马帝国，实在那时罗马帝国的人们但要一种“有说作”的迷信以安慰其苦倦，而恰有那萨特的耶稣一线奋斗的最力，遂至于接受。我常想，假如耶稣教东来到中国，佛教西去欧洲，未必不一般的流行，或者更少困难些。因为佛教在精神上到底是个印度日耳曼人的出产品，而希伯莱传训中，宗法社会思想之重，颇类中国也。（此等事在别处当详说）
我说这一篇旁边话，只是想比喻儒家和汉以来的社会，不必有“银丁扣”的合拍。只要儒家道理中有几个成分和汉以来的社会中主要部份有相用的关系，同时儒家的东西有其说，而又有人传，别家的东西没有这多说，也没有这多人传，就可以几世后儒家统一了中等阶级的人文。儒家尽可以有若干质素甚不合于汉朝的物事，但汉朝找不到一个更有力的适宜者，儒家遂立足了。一旦立足之后，想他失位，除非社会有大变动，小变动他是能以无形的变迁而适应的。从汉武帝到清亡，儒家无形的变动甚多，但社会的变化究不曾变到使他四方都倒之势。他之能维持二千年，不见得是他有力量维持二千年，恐怕是由于别家没有力量举出一个alternative（别家没有这个机会）。
儒家到了汉朝统一中国，想是因为历史上一层一层积累到势必如此，不见得能求到一个汉朝与儒家直接相对的理性的对当。
这恐怕牵到看历史事实的一个逻辑问题。
说孔子于旧文化之成就，精密外，更有何等开创，实找不出证据。把《论语》来看，孔子之人物可分为四条：
（一）孔子是个入世的人，因此受若干楚人的侮辱。
（二）孔子的国际政治思想，只是一个霸道，全不是孟子所谓王道，理想人物即是齐桓管仲。但这种浅义，甚合孔子的时代。（此条长信已说）
（三）孔子的国内政治思想，自然是“强公室杜私门”主义。如果孔子有甚新物事贡献，想就是这个了。这自然是甚合战国时代的。但孔子之所谓正名，颇是偏于恢复故来的整齐；（至少是他所想象的故来），而战国时之名法家则是另一种新势力之发展。且战国时之名法家，多三晋人，甚少称道孔子，每每讥儒家。或者孔子这思想竟不是战国时这种思想之泉源。但这种思想，究竟我们以见之于孔子者为最早。
（四）孔子真是一个最上流十足的鲁人。这恐怕是孔子成为后来中心人物之真原因了。鲁国在春秋时代，一般的中产阶级文化，必然是比哪一国都高，所以鲁国的风气，是向四方面发展的。齐之“一变至于鲁”，在汉朝已是大成就，当时的六艺，是齐鲁共之的。这个鲁化到齐从何时开始，我们已不可得而知，但战国时的淳于髡邹衍等，已算是齐采色的儒家。鲁化到三晋，我们知道最早的有子夏与魏文侯的故事。中央的几国是孔子自己“宣传”所到，他的孙子是在卫的。荀卿的思想，一面是鲁国儒家的正传，一面三晋的采色那么浓厚。鲁化到楚，也是很早的。陈良总是比孟子前一两辈的人，他已经是北学于中国了。屈原的时代，在战国不甚迟，《离騒》一部书，即令是他死后恋伤他的人之作，想也不至于甚后，而这篇里“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远及尧舜”四端中，三端显是自鲁来的。又《庄子·天下》篇，自然不是一篇很早的文，但以他所称与不称的人比列一下子，总也不能甚迟，至迟当是荀卿吕不韦前一辈的人。且这文也看不出是鲁国人做的痕迹。这篇文于儒家以外，都是以人为单位，而于邹鲁独为一collective之论，这里边没有一句称孔子的话，而有一大节发挥以邹鲁为文宗。大约当时人谈人文者仰邹鲁，而邹鲁之中以孔子为最大的闻人。孔子之成后来中心人物，想必是凭藉鲁国。
《论语》上使我们显然看出孔子是个吸收当时文化最深的人。大约记得的前言往行甚多，而于音乐特别有了解，有手段。他不必有什么特别新贡献，只要鲁国没有比他更大的闻人，他已经可以凭藉着为中心人物了。
鲁国的儒化有两个特别的采色：
（一）儒化最好文饰，也最长于文饰。抱着若干真假的故事，若干真假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