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存楚风，枚乘五言，不同词赋，王充好以白话人文，陶不用时人之体。然皆自成风气，为其独至。或托体非当时士大夫所用之裁，（如枚乘五言之体，在当时不过里巷用之，士人不为，东汉以后，士人始渐作五言耳。）或文词不见重于当代，（如王充。）或仅持前代将沫之风，（如贾谊之赋。）或远违时人所崇，（如陶是。当时时尚之五言诗乃颜谢一派，而非陶也。）皆不能风被一世。其风被一世者，皆促骈文之进化者也。平情论之，中国语言为单音，发生骈文律诗之体，所不能免也。然以骈文之发达，竟使真文学不能出现，此俳优偈咒之伪文学，乃充满世间，诚可惜耳。此时期中，惟有五言诗杂体诗为真有价值之文学。然五言至于潘陆中病已深；齐梁以后，成为律体，更不足道焉。
骈文演进，造于极端，于是有革命之反响。此革命者，未尝明言革命，皆托词曰复古。虽然，复古其始也。自创其继也；复古托词也；自创事实也。贵古贱今，中国人之通性。不曰复古，无以信当世之人。然其所复之古，乃其一己之古，而非古人之古。此种革命之动机，酝酿于隋唐之际，成功于“盛唐”之时。隋炀唐太，皆有变古之才。至于“盛唐”，诗之新体大盛；至于“中唐”，文之新体大盛；六朝风气渐歇矣。以文体言，唐代新体有数种：七言诗，（六朝人固有七言，如鲍照之伦，然不过用于歌曲，偶一为之，未能成正体。）词，新体小说等是。世谓开元元和之世，诗多创格，不为虚语。以文情论，六朝华贵之习渐堙，唐代文学，渐有平民气味，即是以观，不谓唐文学对于六朝为新文学不可也。宋元文学又多新制。要之，此时期中，可谓数种新文学发展期。其与第二期绝不同者，彼就骈文之演进，一线而行；此则不拘一格，各创新体，亦稍能自由者也。又此期之新文学，可分二类。甲为不通俗的新文学；若杜子美白香山之诗，韩退之柳子厚之文，以至宋人之散文七言诗等是。此种文体，含复古之性质。乙为通俗之新文学。如白话小说词曲剧等是。此种文体，唐代露其端，宋元成其风气。以文学正义而论，此最可宝贵者也。乃二种新文学演化之结果，甲种据骈文专制之地位，囊括一世，乙种竟不齿于文学之列。寻其所由，盖缘为乙种新文学者，不能自固其义，每借骈文律诗之恶习以自重；因而其体不专，其旨不能深造，其价值不能昭著。且中国之暗乱政治，惟有骈文可以与之合拍；固不容真有价值之通俗文学，尽量发达也。
词曲之风，明初犹盛，故明之前叶，宜归于第三期。然自弘治嘉靖而后，所谓“前后七子”者出，倡复古之论。于是文复古，诗亦复古，词亦复古。戏曲无古可复，则捐弃不道；道之者则变自然之体，刻意卖弄笔墨；是直不啻戏剧之自杀。其后则有经学之复古，今文学之复古。自明中叶至于今兹，皆在复古期中。经学今文学之复古，有益于学问界者甚大。盖前者可使学人思想近于科学（汉学家），后者可为未来之新思想作之前驱（今文学派）。独文学之复古，流弊无穷。故中国人之“李奈桑斯”，利诚有之，害亦不少也。条举其弊，则文学之美恶，无自定之标准，但依古人以为断；于是是非之问题，变为古不古之问题。既与古人求其合，必与今人成其分离。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inhumanliterature）。质言之，此时期中最著之文学家，下之仅是隶胥，上之亦不过书蠹。虽卓异之才，如毛奇龄恽敬龚自珍者亦徒为风气所囿，不能至真文学之境界，不得不出于怪诞。固亦有不随时流，自铸伟辞，若曹雪芹、吴敏轩者；然不过独善其文，未能革此复古之风气也。
中国文学史既分为如是四期；今再为每期定一专名，以形容之。
第一期，上古。“文学自由发展期。”
第二期，中古。“骈俪文体演进期。”
第三期，近古。“新文学代兴期。”
第四期，近代。“文学复古期。”
今中国之新文学已露萌芽，将来作文学史者如何断代，未可逆料，要视主持新文学者魄力如何耳。
——选自《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1月1日北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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