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学问界的情形，很像西洋中世过去以后的“文艺再生”时代，所以去西洋人现在的地步，差不多有四百年上下的距离。但是我们赶上他不必用几百年的功夫；若真能加紧的追，只须几十年的光隂，就可同在一个文化的海里洗澡了。他们失败的地方不必学，只学他成功了的。他们一层一层进行的次序不必全抄，只抄他最后一层的效果。他们发明，我们摹仿。他们“众里寻他千百度”，我们“俯拾即是”。所以我们虽然处处落人后，却反而得了个省事的路程，可以免去些可怕的试验。至于我们赶他的办法——省事的路程——总不外乎学习外国文，因而求得现代有益的知识，再翻译外国文的书籍，因而供给大家现代有益的知识。照这看来翻译一种事业的需要不必多说了。
然而中国人学外文已经很久了，翻译的效果，何以这样稀薄呢？论到翻译的书籍，最好的还是几部从日本转贩进来的科学书，其次便是林译的几种最下流的小说。论到翻译的文词，最好的是直译的笔法，其次便是虽不直译，也还不大离宗的笔法，又其次便是严译的子家八股合调，最下流的是林琴南和他的同调。翻译出的书既然少极了，再加上个糟极了，所以在中国人的知识上，发生的好效力极少。仔细想来，这都是因为翻书没主义。没有主义，所以有用的却不翻译。翻译的多半没用。我对于译书的主义非常简单，只是译书人的两种心理——也可说是一种心理的两面。我现在把他写下来。
（一）译书人对于作者负责任
（二）译书人对于读者负责任
这两句话看来好像非常浅近，其实施行起来，道路很多。
我先把他概括的说明。
我们纵然不能做作者的功臣，又何必定要做作者的罪人呢？作者说东，译者说西，固然是要不得了；就是作者说两分，我们说一分，我们依然是作者的罪人。作者的理由很充足，我们弄得他似是而非，作者的文章很明白，我们弄得他半不可解，原书的身分便登时坠落——这便是不对于作者负责任的结果。严幾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起诉，不然，也要登报辩明。这都因为严先生不曾对于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的声名地位负责任。他要求名，然后译书，只要他求名的目的达到了，牺牲了原作者也没不可以。我并不是说译书定不为求名，这是不近人情的说话。但是断断乎不可牺牲了作者，求自己的声名。这是道德上所不许。况且这手段并不能达到求名的目的。严先生当年牺牲了孟德斯鸠赫胥黎，居然享了大名，则也是当时则然，现在却办不到。
当年读英文法文的很少，任他“达旨”去罢，谁肯寻根追求。现在读外国文的多了，随时可以发现毛病。马君武先生把托尔斯泰的《复活》删改了许多，我的同学汪君罗君一找就找到。林琴南把ivanhoe书中的一个“离去”翻成“死去”，我五六年前读这本书时看到，便大笑了一番。又如某君要从英文的译本中翻译一本法文原著，我的一位同学，早预备着等他出版以后，照法文的原文，英文的译本，仔细考较一回。所以在现在情形之下，翻译者虽慾不对于作者负责任而不能。但是这责任也还不是容易负的呢。要想不做罪人，须得和原书有六七分相同；这六七分的事业，已是极难了。译书的第一难事，是顾全原文中含蓄的意思，作书人说一句话，并不仅是一句话，话里头还包含许多层意思。这样情形，书越好的越多。若是仅仅译了原书的字面便登时全无灵气。因而外国有法定的翻译权，不许人不经作者许可便译。这不仅是保护作者的利益，并且保护原书的身分。中国人不入这同盟，不受这法律的限制，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多多翻译，实不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坏坏翻译。
昨天《国民公报》上有张东荪先生的一通信，约我翻译詹姆斯教授的《实际主义》。我原来有翻译这书的愿心，我原来有研究实际主义的计划；我现在虽然还有点译不好，也不妨慢慢研究，慢慢的译。后来一想，这意思不然了。想翻译这本《实际主义》，必须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想对于实际主义有把握，必须先研究造成实际主义的实际方法论——就是实际逻辑；想研究实际逻辑，必须先研究机能行为两派的心理学。还不止此，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是不可不知康德以后各派哲学的得失；想知道实际主义的效用，不可不知实际主义的伦理学——人生哲学。如此说来，一事牵动百事。若不要做詹姆斯的罪人，还只得按部就班的研究。这是对于作者负责任。况且没头没尾，突然有一部《实际主义》发现，对于国人也没大利益。实际主义不是詹姆斯在波士顿罗威研究所讲台上创造的，也不是失勒在人性主义学里创造的，也不是杜威在逻辑理论上创造的，也还不是皮耳士在《普及科学月刊》上创造的；西洋思想界进化到现在，经那样的历史，受现代时势的支配，自然而然有这主义产生。和这主义相近的柏格森，同时出发，可见这主义是在现代生活之下，必生的结果；不懂现代的生活，便无从领略这主义。不懂得西洋思想界的历史，也无从领略这主义。就以詹姆斯的《实际主义》而论，有的地方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