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书备受清代汉学家的攻击——其实朱子同时的人，早已有许多争论了。许多人认他做全无价值的“杜撰”书。但是据我看来，他实在比毛公的传，郑君的笺，高出几百倍。就是后人的重要著作，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端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虽然考证算胜场了，见识仍然是固陋的很，远敌不上朱晦庵。我且分成三个问题，逐条回答。一《诗经》里的“诗”究竟是什么？
从来的学者，都说他是孔子删定的“经”，其中“有道在焉”，决不是“玩物丧志”的：其实这话非特迂腐的可笑，并且就诗的本文而论，也断断讲不通。所以必须先把《诗序》根本推翻，然后“诗”的真义可见；必须先认定“诗”是文学，不是道学，然后“诗”的真价值可说。孔子在《论语》上论诗的话非常明白，决非毛公以下的学究口中的话。现在就用他的话，证明“诗”的性质。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这是孔子删去的诗。孔子所以删去他的缘故，正为他说的不通，没有文学的意味。从此可见孔子删定的标准，止靠着文学上的价值。拿这章诗和《卫风》的《河广》来比，这章诗是无味的，那章诗是有味的。（那章诗的本文是“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因而去此存彼。“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此节把诗礼两事分得清楚。诗是文学，所以学了诗，语言会好的；有个雅驯的风度，去了那些粗浮固陋的口气了。礼是治身的仪节，所以学了礼，行事才有可方。道学先生讲的诗正是孔子说的礼。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照这一节看来，可以见得孔子的教育，很注重美感的培养。诗是文学，所以能兴发感情。若如道学家的意思，不应当说“兴于诗”，应当说“立于诗”了。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节里说从政，是因为《诗经》里的雅多半说当日的政治和风俗，从政必须知道当日的情形，才可以“达”，所以孔子有这话，并不是学了诗然后“心正意诚，可以从政。”至于“专对”说，同上面说的“无以言”一样。当日使命往来，总要语言讲究；所以有了文学的培养，才可以做“行人”。
“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所谓“兴”，“观”，“群”，“怨”，都是感情上的名词，文学上的事件。至于事父事君两句，大可为道学先生所借口；但是仔细想来，孔子说这两句话，不过是把文学的感化力说重了（emphasized）。其意若曰，有了诗的培养，才可以性情发展的得宜，一切行事，都见出效用来；和那些“夫婦之道，人伦之始”的说话，是不相干的。
就以上的证据，可以断定诗的作用只是文学一件事。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里有一段说：“孔子是一个有文学眼光的人；他选那部《诗经》，替人类保存了三百篇极古的绝妙文章。这部书有无上的文学价值，没有丝毫别的用意。不料被后来的腐儒，以为孔子所删存的诗，一定是有腐儒酸气的；所以他们做造《诗序》，把那些绝妙的情诗艳歌，都解作道学先生的寓言。如《周南》各篇，本多是痴男怨女，征夫思婦的情诗，那些腐儒却要说是‘后妃之德，文王之化’。如《关雎》一篇，本写男女爱情；从无可奈何的单相思，到团圆，所以孔子说‘乐而不婬，哀而不伤’，腐儒偏要说是‘后妃悦乐君子之德，慎固幽深’，云云’。文学变成了道学。”这一段话，说得痛快极了。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我还记得去年曾对一位朋友说：“孔子独许子贡子夏可与言诗，子贡是以言语著名的，子夏是以文学著名的。他两个有推此知彼的力量，用到文学上，最能兴发想象，所以可与言诗。若果《诗经》真是道学书，还要让颜渊闵子骞干去了。”（但是这话很有点酸气）
总而言之，诗是文学，可用孔子的话证明，可就诗的本文考得。诗是道学，须得用笺注家的话证明，须得离开诗的文义，穿凿而得。我们既不便“信口说而悖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还是就诗论诗，不牺牲了诗，去服从毛亨卫宏的说话为是。二《诗经》里的诗，对于我们有什么教训？
现在虽然断定诗是文学了，但是从古以来的文学，正是多得很，为什么专来标举《诗经》呢？我自己回答这问题道：正因为《诗经》的文学，在中国的韵文里，古今少有。现在我们想在四、五、七言，词、诗、曲等类以外，新造一种自由体的白话诗，很有借重《诗经》的地方，换句话说，《诗经》虽然旧了，然而对于我们还有几条新教训哩！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一条教训是真实两字。拿《诗经》和《楚辞》比，文章的情趣恰恰相反。《楚辞》里最动人的地方是感想极远，虽然是虚而不实，幻而不真，可也有独到的长处，但是这种奇想的妙用，到了后人手里，愈弄愈糟了；起初是意思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