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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戏小子胥，受兹赤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为汉藩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汉书·武五子传》同）。
褚又曰“考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又曰：“夫广陵在吴越之地，其民精而轻，故诫之曰云云。”《汉书》亦云：“同日立，皆赐策，各以国土风俗申戒焉。”夫五湖，具区也，吴越，会稽郡是其本土。设若广陵王胥初受封时，并不及于会稽，则汉书及褚补所云，皆为不根之谈矣。
景帝后三年，武帝立，时年十六。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当在元朔元年。《武五子传》云，“元狩三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亦戾太子生在元朔元年之证。卫夫人王夫人并宠幸于武帝，元朔元年三月，立皇后卫氏，是太子生然后立其母为嫡，戾太子前，武帝当无子。同日受封之齐闳燕旦广陵胥三王，既皆不长于戾太子，而三人中齐当居长，广陵王又为燕王之同母弟。《三王世家》首列霍去病上书云，“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又曰，“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又，闳立八年，薨，而褚曰“早死”。《汉书·燕王旦传》云，“旦壮大就国”。凡此皆足证明三王初立，正在数龄，未尝即就国也。且由太子初生之元朔元年至三王受封之元狩六年仅十一年，尤为三王受封时少小之明证。广陵王始封时既未就国，则此国自等于虚设，会稽仍为汉廷之郡。封策中虽已列入吴越之地，行政上仍为假设之邦。其后元鼎元光中，武帝大用事于瓯闽，会稽郡为屯兵备战之重地，则会稽之隶汉廷也，当仍而未改。逮后来胥就国时，或即沿此不得会稽郡矣。江都易王时代，曾兼有会稽郡否，今已不可详知。江都易王之立，“治故吴国”，故吴都广陵，则江都王亦都广陵。王先谦依此以为江都兼有会稽之证，乃误以“治故吴国”为“治吴”或“都吴”耳。汉志会稽郡下云，“景帝四年属江都”，广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吴。”显相矛盾，未知孰是。考江都王建自杀国除在元狩二年，而建元三年即有会稽守，见严助传，则江都王或未尝有会稽郡，或先有而后失之耳。西汉诸王国境变化不常，时而益封，时而削地，时而自请归之汉廷，今不可一一考证得之。要之，江都国广陵国皆不得以为从来但为江北国，皆一度兼得会稽郡，即钱塘江流域，其踪迹今犹可寻也。
广陵国非以江北为限，已如上文所述，然广陵国之号既始于元狩六年，枚乘又为文景时人，在其前不应预知，岂《七发》固为后人所作。抑此语为后人所改耶？曰，不然，以所治之邑名其郡国者，汉世之通习也。吴王濞之国治广陵，不治吴，则王濞之国在世俗称谓中，应曰广陵，不曰吴。作吴者策府之官号，作广陵者民间之习语。请举例以说之：终西汉之世，未尝有吴郡，会稽郡治吴，郡不名吴也。汉志会稽郡下云，“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此谓王濞之国为荆之更名，非谓会稽郡。王濞之国与会稽郡，大小固绝非一事。汉志广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此，并得彰郡而不得吴。”此处之吴，指会稽郡言，故与彰郡为对。然汉固未尝有吴郡，是直以吴名会稽郡，即以会稽郡所治邑名会稽郡矣。例一也。《枚乘传》曰，“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弘农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景帝时已有弘农都尉者，汉初弘农当属河南郡，盖为河南郡都尉而治弘农（钱大昕说）。河南都尉治弘农，即称弘农都尉，是又以治所名都尉之官也，例二也。刘濞之国，策名曰吴，然既都广陵不都吴，则民间自以称之曰广陵为便。《越绝书》二，“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并有吴。立二十一年，东渡之吴，十日，还去。”《越绝书》为东汉会稽人袁康吴平所作，见杨慎丹铅录，其书稽古多不可据，而记会稽郡事则为親见親闻，其称吴王“治广陵，并有吴”者，可征当时人心中固以濞为广陵王，兼制吴地，国既在广陵，国即称广陵矣。综是以观，王濞之国称广陵者，当时之通称也。枚乘著书称“广陵之曲江”者，依时俗也。元狩六年封胥为广陵王者，昔日民间之通称，今升为官府之策名者也。其称曲江必曰“广陵之曲江”者，明曲江在广陵所隶境内，犹曰“楚之云梦吴之具区”也。知“广陵”为王濞国之俗称，则“广陵之曲江”一词之解，当从其易，不必求其难矣。阎百诗《潜丘札记》三，论此事，与今此论有同处，然阎说无证，仅一假设，故为钱晓徵所议。今不引举，读者幸参看焉。
然则与其执“广陵之曲江”一词以疑《七发》为非枚乘作，毋宁执此以证其为枚乘作耳。
——选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1934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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