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研治“依据时间以为变迁”之学科，无不分期别世以御纷繁。地质史有“世纪”、“期”、“代”之判，人类进化史有“石世”、“铜世”、“铁世”、“电世”之殊。若此类者，皆执一事以为标准，为之判别年代。一则察其递变之迹，然后得其概括；一则振其纲领之具，然后便于学者。通常所谓历史者，不限一端，而以政治变迁、社会递嬗为主体试为之解，则人类精神之动作，现于时间、出于记载为历史；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历史学之所有事原非一端，要以分期为之基本。置分期于不言，则史事杂陈，樊然淆乱，无术以得其简约，疏其世代，不得谓为历史学也。世有以历史分期为无当者，谓时日转移无迹可求，必于其间斫为数段，纯是造作。不知变迁之迹，期年记之则不足，奕世计之则有余，取其大齐以判其世，即其间转移历史之大事，以为变迁之界，于情甚合，于学甚便也。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之中所谓subdivisions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返观中国论时会之转移，但以朝代为言，不知朝代与世期，虽不可谓全无关涉，终不可以一物视之。今文春秋有“见闻”、“传闻”之辨，其历史分期之始乎春秋，时代过短，判别年限又从删述者本身遭际而言，非史书究义，后之为史学者，仅知朝代之辨，不解时期之殊，一姓之变迁，诚不足据为分期之准也，日本桑原*藏氏著《东洋史要》（后改名《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寻桑原氏所谓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似此分期，较之往日之不知分期但论朝代者，得失之差，诚不可量。然一经中国著史学教科书者尽量取用，遂不可通。桑原氏书虽以中华为主体，而远东诸民族自日本外，无不系之，既不限于一国，则分期之谊，宜统合殊族以为断，不容专就一国历史之升降，分别年世，强执他族以就之。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中国学者强执远东历史之分期以为中国历史之分期，此其失固由桑原，又不尽在桑原也。且如桑原所分尤有不可通者二端，一则分期标准之不一，二则误认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请于二事分别言之。凡为一国历史之分期者，宜执一事以为标准，此一事者一经据为标准之后，便不许复据他事别作标准，易词言之，据以分割一国历史时期之标准，必为单一，不得取标准于一事以上。如以种族之变迁分上世与中古，即应据种族之变迁分中世与近世，不得更据他事若政治改革、风俗易化者以分之。若既据种族以为大别，不得不别据政治以为细界，取政治以为分本者，但可于“支分”中行之（subdivision），不容与以种族为分别者平行齐列。今桑原氏之分期法，始以汉族升降为别，后又以东西交通为判，所据以为分本者，不能上下一贯，其弊一也。
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取西洋历史以为喻，汉世犹之罗马帝国，隋唐犹之察里曼。后之罗马帝国名号相衍，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今桑原氏泯其代谢之迹，强合一致名曰“汉族极盛时代”，是为巨谬（说详次节），其弊二也。凡此二弊，不容不矫。本篇所定之分期法，即自矫正现世普行桑原氏之分期法始。
以愚推测所及者言之，慾重分中国历史之期世，不可不注意下列四事：
（一）宜知中国所谓汉族于陈隋之间大起变化唐虞三代以至秦汉，君天下者皆号黄帝子孙，虽周起岐洴，秦起邠渭，与胡虏为邻，其地其人固不离于中国。故唐虞以降，下迄魏晋，二千余年间，政治频革，风俗迥异，而有一线相承，历世不变者，则种族未改是也。其间北秋南蛮，入居边境，同化于汉族者，无代无有。然但有向化而无混合，但有变夷而无变夏，于汉族之所以为汉族者，无增损也。至于晋之一统，汉族势力，已成外强中干之势。永嘉建兴之乱，中原旧壤，沦于朔胡，旧族黎民，仅有孑遗，故西晋之亡，非关一姓之盛衰，实中原之亡也。重言之，周秦魏所传之中国，至于建兴而亡也，所幸者，江东有孙氏。而后缔造经营，别立国家；虽风俗民情，稍与中原异质，要皆“中国之旧衣冠礼乐之所就，永嘉之后，江东贵焉”，为其纂承统绪，使中国民族与文化，不随中原以俱沦也。江东之于中原，虽非大宗，要为入桃之别子；讫于陈亡，而中国尽失矣。王通作《元经》书陈亡而具晋宋齐梁陈五国，著其义曰：“衣冠文物之旧……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民也。”（《元经》卷九）故长城公丧其国家，不仅陈氏之亡，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