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奥得看上去很糟。只看了他一眼，丹尼尔就知道他昨晚一夜没睡。他的棕黄色西服软塌塌的，污迹斑斑点点，他的白衬衣因为汗水而显得灰扑扑的。铜丝般的胡子茬冒了出来，使他那小撮胡子更不易分辨了。他的头发油腻而零乱，看得出指头拢过的痕迹，他的眼睛肿胀充血。只有一丝微笑——嘴唇最微弱的上翘——他努力隐藏着它——暗示着这个早晨颇有点喜事。
“她叫菲待玛·瑞斯马威，”他说，“她家住在上面那儿，在有拱窗的房子里。父亲两个妻子，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两个嫂子，各家的孙子。男人们全是泥瓦匠。两个儿子七点钟离开家上班去了。父亲在家——受了伤。”
“你的预感是对的。”丹尼尔说。
“是的。”达奥得说。
他们站在离西尔旺村顶部不远的地方，隐藏在一片橄榄树林里。达奥得指的住所中等大小，坐落在一处干燥的白晃晃的悬崖边上，与邻居们远远隔开。它是一栋很普通的房子，甚至有点寒酸，前窗上方的泥拱门是惟一的装饰。
“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一个白痴帮了我。是个叫纳西夫的聋孩子，住在下面那儿，和寡母住在一起。我昨天碰到他，他似乎认出了照片上的人，一直叫她坏女孩，但对我而言，他太傻了，我没法相信他的话有什么含义。这时他母亲出来了，没有丝毫认出她的迹象，说这男孩是在胡说。所以我离开这儿，去了老城。在穆斯林聚居地查问了一会。可那孩子的话总忘不了——我动摇不了我的感觉，我曾在那池塘边看见过她。所以我今天早上回到这儿，又去盘问他母亲，最后她告诉了我。她求我别说是她讲出来的——显然瑞斯马威一家脾气暴躁，也很老派。父亲是君主；孩子们即使结婚以后也还得听他的。菲特玛是最小的孩子，多少有点叛逆——爱听流行音乐，爱找男孩子。他们先是吵架，父亲和哥哥打了她，然后两个月前她跑掉了，或者被赶出来了——至少纳西夫太大是这么说的。照她的话，从那以后就没人看见菲特玛了，她说也没人知道她去哪儿了。但她可能在说谎，仍然有所保留。她吓坏了——言外之意是瑞斯马威一家能够对这女孩或是对违犯他们规矩的人施加暴力。”
家庭问题，丹尼尔想。这是老一套？他觉得很难认为菲特玛所遭到的暴行是一场家庭纠纷的结果。然而，案子初露端倪了。名字，地点，这些都是现实的征兆。
“我知道她去哪儿了。”他说，接着给达奥得讲了士耳其人关于圣救世主修道院的事。
“是的，这很有用。”达奥得说，厚重的眼皮下，绿眼睛在闪光。
“你干得非常好，”丹尼尔说，“绝对是第一流的。”
“只是按部就班而已。”达奥得坚持说，但他已是骄傲地站直了身体，肩膀向后挺着。
公鸡叫了，暖风吹过，橄榄叶“沙沙”作响。落在地上的橄榄使地面变得很软，空气中透着水果腐烂的气味。
丹尼尔拾眼望着瑞斯马威家的房子。
“我们一起去和他们谈谈，”他说，“但不是现在。开车到基什勒去，给其他人打个电话。施姆茨应该在法国山的档案处。告诉他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事情，让他查查瑞斯马威一家以及任何他们亲戚的背景。还要找找有没有为菲特玛失踪案开立过案卷。东方人很可能带着BP机——让他来这儿见我。你回家去，洗一洗，吃点东西，两点钟回来。我们从那里开始。”
“是，先生。”达奥得写下了所有要记的事。
瑞斯马威家的前门开了，一个怀孕的年轻妇女走出，扛着一只卷起来的小地毯。一群小孩跌跌撞撞地跟在她后面。女人打开地毯，一只手举着它，另一只手用握着的一根棍子拍打着。孩子们在她周围手舞足蹈，仿佛她是五朔节的花柱。他们试图抓住飞散的尘灰团，高兴地尖叫着。
“还有什么吗？”达奥得问。
“两点以前没有了。回家去，和你家里人呆一会儿。”
丹尼尔在树林里等着东方人的到来，同时观察着村子里进进出出的人，还留心着瑞斯马威家的动静。十二点半时，一个女人——不是抽打地毯的那个——走出来，从一个小贩那里买了茄子和西红柿。十二点三十九分，她又回到房子里去。孩子们跑进跑出，互相嬉笑追逐着。除了这些，没有别的活动了。
案子似乎让他弄混了时间。今天早晨在卡塔蒙宁，而现在，在西尔旺村。
他扫视着村子，很想知道他曾祖父——他承袭了他的名字——是在哪一座房子里长大的。奇怪，他听过那么多有关过去的故事，可他从没想要费点劲去查查。
餐桌上，这些故事像圣餐仪式一样被反复引述着。它们讲述着成百住在萨那的犹太人怎样逃离了也门的首都，躲避着穆斯林对他们日益残酷的迫害，他们为了寻找圣地穿过山区，出发了。它们也讲述着其中那个叫丹尼尔·抄拉维的怎样在1881年夏天到达了耶路撤冷，那时他还是一个跟在父母身边、营养不良的十岁男孩。它们还讲述着萨那的犹太人怎样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犹太耶路撤冷的其他居民——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犹太后裔，中欧、东欧地区的犹太后裔——不知道该怎样对待这些站在他们家门口的衣不蔽体、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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