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存在吗？”
达罗沙摇摇头：“我是我父亲的独子。他去世以后我决定学医，果园租给了另一家人，他们不再需要齐亚了。那时我已经走了，正在美国学医，否则我会干涉的。结果他在加油站找了一份兼职工作。”
“直到另一次家族交易又把他赶了出来。”
“是的。”
“他和他的家人真是很艰难。”
“对他的确如此。他没有家人。三十年前他的父母和妹妹就都已死于结核病。他的三个兄弟都应征人伍，参加了阿拉伯兵团，1967年时都死了。”
“他也打仗了？”
“是的。他被俘虏了。”
“他有妻子和儿女吗？”
“没有。”
丹尼尔发觉他对看门人的兴趣更大了。因为达罗沙描绘出的是一个长期失败的人，一直受到命运的诅咒。为什么海亚伯难以在一个岗位上做下去呢？还有，他的单身汉身份在阿拉伯人中鲜为人知，而他却不去讨老婆呢？这里面包含着社会问题，要么那种受压迫、被孤立的生活会使人变得自怨自艾，要么那种愤恨有时就会转化成暴力行为。
他需要更多地了解看门人的内心活动，但他感到直接提问会让达罗沙产生抵触情绪。所以他采用了间接的办法，说：“海亚伯告诉我他有头痛病，是你为他进行治疗的吗？”
“不妨这么说。”
“请你解释一下。”
达罗沙那悲哀的眼睛更加下垂了。
“他的头痛病是他灵魂的痛苦在他脑袋里作祟罢了。我只是让他恢复信心，给了他些石灰水般的糖浆而已。我采取的最有效的治疗措施是帮他找到了一个差事。”
“那么这是种心理原因造成的身体失调了。”
达罗沙身子僵硬了一下：“这些是隐秘的事。我不能再说下去了。”
“医生，”丹尼尔说，“如果海亚伯的心理构造上有什么使他倾向于干出反社会行为的因素，那你就很有必要对我说明了。”
“他的确是个闷闷不乐的人，”达罗沙说，“经常受到压抑。但他决不会做出犯罪的事来。没有什么能让你感兴趣的事。”
“他经常感到受压抑吗？”
“不经常这样。大约每个月一至两次。”
“每次要持续多长时间？”
“两到三天。”
达罗沙不耐烦地举起双手。
“我不该谈论这个，但是如果这能使事情简单一些，我会告诉你。他的病已经发展到了产生不清晰痛感的阶段——是因心理原因引起的病症一一—他头疼，变得根虚弱，然后就上床睡觉。他没有进攻性，没有反社会的行为。现在如果你能允许的话，我必须得走了。”
达罗沙的脸部紧绷着，毫无表情。丹尼尔知道他再问什么都没用了，就记下了他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为占用了他的时间而表示了感谢，结束了这次面谈。
当他一个人呆在大厅里的时候，他想了一会关于齐亚·海亚伯的事。正想得出神时，布尔德温回来了。
“除了佩吉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在餐厅里，”美国人说，“他们说既没看到也没听到任何事。”
“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丹尼尔问。
“就是你对我说的那些话。附近发生了一起罪案。他们没人知道什么能对你有所帮助的事。”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必要和他们谈谈。”
“随你的便。”
餐厅是雅致的蓝色长方形房间，放有六张圆桌，其中五张是空的。天花板为白色，边上镶有棕色的花板条。法国式的门通向外面的天并，可以让几十只鸽子下来啄食。隔着玻璃也能听见它们的“咕咕”声。每张桌子旁都放着一圈折叠椅，桌面上铺着蓝绿色的桌布。便携式收音机中传出阿拉伯音乐来。餐厅中央的一张长桌子上摆有盛在碟子里的糕点和水果，杯子里也倒好了桔子汁。轮车上的俄式黄铜茶壶“咝咝”地冒出咖啡味的蒸汽，齐亚·海亚伯就站在旁边，面色严肃，工作服外面又系上了一条白围裙，正把一只茶杯端在茶壶嘴下面。
布尔德温把丹尼尔带到一张靠窗的桌子旁，另外两名医生和那名瑞士护士凯瑟琳·豪塞正坐在那里一起吃早饭。布尔德温介绍双方认识以后，就和他们一起坐下来。他的屁股还没坐到椅子上，海亚伯就迅速过来服侍他，在他的盘子里装上了椰枣和苹果，把冒着热气的咖啡倒进他杯子里，每做完一件事都要顺从地鞠一躬。
没有人说请丹尼尔坐下的话，于是他就一直站着。三双眼睛都盯着他。他必须和他们每个人分别谈话；而打断了他们的非正式聚会使他觉得自己像个人侵者。他首先选择了凯瑟琳·豪塞，把她远远地带到餐厅另一头的桌子旁，替她端着她的咖啡，然后放在她面前。
她谢了谢他，笑了一下。这是个丰满的上了点年纪的女人，穿着一件看不出款式和颜色的罩衫，灰头发，蓝眼睛，羊皮纸一样的皮肤，就像他在锡安圣母院的女修道院中见到的老修女一样。当他注视她的时候，她的脸颊上升起两小片红晕。她看上去友好而合作，但她肯定地说自己什么也没听到、没看到。她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一桩刑事案件，他微笑着说，并陪她走回她的桌子旁。
看到加拿大人卡特，丹尼尔会把他当成每年夏天步行穿过耶路撒冷的北欧旅行者。他虎背熊腰，长着一头卷曲的金发，灰色的小眼睛，一脸姜黄色胡须。三十出头，戴着老式的圆形金边眼镜。他的头发又长又乱，和他身上其他部分一样不修边幅。他的白大褂皱巴巴的，里面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衬衣和一条褪了色的牛仔裤。他说话很慢，深思熟虑一般，仿佛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中。
他对罪案表现出了一般性的好奇，丹尼尔只笼统地回答了一句，接着问：“你和达罗沙医生一起参加学术讨论会了吧？”
“没错。”
“后来你又为病人看病了吗？”
“没有，”卡特说，“沃利一个人回医院，不轮我值班，我就叫了一辆出租车到东耶路撤冷吃了晚饭。在达拉斯餐馆。”他笑着又补充说，“里脊牛排，土豆片，三瓶啤酒。”说完又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吗，卡特医生？”
卡特摇摇头，手指抚过他的胡须，微笑着。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像在家里看的警匪片——夜里你在哪之类的对话。”
“我也这么觉得。”丹尼尔边说边写。“你什么时候回到医院来的？”
“肯定快到十点半了。”
“你回来以后又做了些什么？”
“到我的房间去，读些医学杂志；直到它们让我困得睡着为止。”
“那是几点钟？”
“我真的没法告诉你。那些杂志都是些很乏味的东西，所以我可能十一点就睡着了。那件罪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还没有确定。’你听到或见到什么非同寻常的事了吗？”
“一点没有，对不起了。”
丹尼尔与他道了别，他便拖拖咨哲地走回他的桌子旁。以前肯定是个嬉皮士，丹尼尔想。那种不时用一点大麻的刺激使自己对生活感觉迟钝一些的人，是个梦想家。
相比之下，哈桑·阿比亚迪医生就显得有棱有角，刻板，衣冠楚楚，短小——几乎可以说是苗条——皮肤和丹尼尔一样黑，黑色的短发，上了很好的发油，胡须像一条铅笔道似的，修剪得几乎达到了建筑学的精确程度。他看上去太年轻，不像个医生，他的白大褂和优雅的服装只能更让人们觉得像小孩子在玩过家家。
“你与穆罕默德·阿比亚迪有亲戚关系吗？”丹尼尔问他。
“他是我父亲。”阿比亚迪有点疑虑地说。
“很多年以前，我还是个穿警服的警察时，小偷闯进了你父亲的仓库，偷走了一批新运来的西瓜和南瓜。我被分去负责这件案子。”这是他最初的几次胜利之一。罪犯很快被捕了，赃物归还了失主，他为自己骄傲了好几天。
他试图以此引发亲善感，但失败了。
“我对瓜果一窍不通，”年轻医生冷冷地说，“十年前我住在美国。”
“美国的什么地方？”
“密歇根州的底特律。”
“汽车城？”
阿比亚迪胳膊交叉放在胸前：“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
“你在底特律学医吗？”
“是的。”
“在哪儿？”
“韦恩州立大学。”
“你什么时候回到以色列的？”
“两年前我回到了巴勒斯坦。”
“你就一直在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工作吗？”
“是的。”
“你的专长是什么？”
“家庭医学。”
“你参加哈达萨的学术讨论会了吗？”
阿比亚迪的脸绷紧了，气得几乎发抖：“你是知道答案的，警察。为什么要玩游戏？”
丹尼尔平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一遍又一遍地问同样的问题，”阿比亚迪说，“只要出了点什么事，你们就来骚扰我们。”
“你以前被警方骚扰过吗？阿比亚迪医生？”
“你懂我的意思。”年轻的阿拉伯人厉声说。他看看表，手指在桌子上敲起来。“我有事要做，要去看病人。”
“说到‘看’，昨晚你看到什么不寻常的事了吗？”
“不，没有。这恐怕是我对你所有问题的回答了。”
“今天大清早的时候呢？”
“没有。”
“没有喊叫声吗？”
“没有。”
“你有车吗？”丹尼尔问，他是在推延会面时间以对付阿比亚迪的敌意。这种敌意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年轻医生的回答与他的人很不相称。他的愤怒是由于政治原因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受负罪感的折磨？他需要多一点时间来研究哈桑·阿比亚迪。
“有。”
“什么车？”
“一辆梅塞迪斯。”
“什么颜色？”
“绿色。”
“柴油机还是汽油机？”
“柴油机。”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回答。
“你把它停在哪儿了？”
“后面。和其他人的车在一起。”
“昨晚你开它了吗？”
“昨晚我没出门。”
“你整晚都在这儿。”
“是的。”
“干些什么？”
“学习，做我自己的事。”
“学什么？”阿比亚迪向他投去不屑的一眼：“与其他不太注重教育的行业相比，医学领域是十分复杂多变的、每个人都需要不断地学习。”
一位年近三十的女子走进餐厅。她看见了阿比亚迪，就向他走来，一只手放在他肩上。
“早上好，哈桑！”她愉快地说，阿拉伯口音很重。阿比亚迪含糊地回答了一句。
“还有什么问题吗？”他问丹尼尔。
女人有点迷惑。她很朴素，好看的脸，塌鼻子上有雀斑，没有化妆。穿一件白色无袖的弹力上衣，蓝色牛仔裤，低跟凉鞋。她的头发不多，但很直，发点绿色，长度及肩，被她用发夹在耳后夹住了。她的眼睛又大又圆，颜色与她的头发很相称。眼珠询问似的落到丹尼尔脸上，接着看到了他的警徽，眼中更加蒙上了困惑的神情。
“是警察，”阿比亚迪说，“发生了某件罪案，而我就像个普通罪犯一样在这儿接受审讯。
女人受到了他的敌意的感染，学他的样也把胳膊交叉叠放在胸前，瞪着丹尼尔，好像在说：你已经让他难受了。这下你高兴了吧。
“卡西蒂小姐？”
“是我。”
“我是沙拉维探长。请坐吧。医生，你可以走了。”
这么快就被打发走，似乎使阿比亚迪十分恼火，其程度不亚于刚才他被留下的时候。他猛地从椅子上弹出去，快步走出房间。
“你们这种人，”佩吉·卡西蒂说，“总以为自己能够摆布别人。”
“你说的‘这种人’是指……”
年轻女人令人费解地笑了。
“请坐。”丹尼尔又说了一遍。
她盯着他，馒慢地坐进椅子里。
“你想喝点咖啡吗？卡西蒂小姐。”
“不了。我们还是接着说你想知道的事件吧。”
“我想要知道的，”丹尼尔说，“是你昨晚是否听到或者看到了什么不寻常的事，还有今天一大清早的时候。”
“没有。我应该听到或者看到什么吗？”
“就在路那边发生了一起罪案，我在寻找目击者。”
“或者替罪羊。”
“哦？”
“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看法，对这些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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