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钟时他驱车前往法国山，经过雅克夫·斯克莱辛格所住的塔楼群后，到达了国家警察总部。这座大楼在军火山东南方半公里处，是一座整洁的六层方形建筑物，它用浅黄色的石灰石装饰，四周的窗户连起来像绑在楼上的带子，一座旗塔把大楼分成了两部分。楼前有一大片停车场，有一半的空间已经停放了汽车。整个院子用铁篱笆圈了起来。篱笆中部是一扇电子门，一个岗哨里的一名穿制服的警察控制着门的开闭。丹尼尔在观察窗旁边停下了车。
“早上好，茨维卡。”
“早上好，丹尼尔。”
大门缓缓地打开了。
十字形旋转门通向门厅里。门里面一切都很清爽而宁静，白色的大理石地板一尘不染。一个穿中仔裤和T恤衫的妇女孤零零地坐在一张长椅上，边揉着她的手指边等待着。三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闪闪发亮的黑色接待台后面，开着玩笑，笑声很大。他们只朝他点了点头，并没有中断他们的谈话。他快步走过他们，走过炸弹陈列柜和防止入室盗窃的展览，没有去坐电梯，而是推开楼梯间的门，大步爬上三层。
他走出楼梯间，进入一条长长的走廊，接着向右转弯，在一扇朴素的木头门前停了下来。只有一小条写着他名字的纸带将这个房间与其它几十个房间区别开来。电话铃响和说话声像潮水一样一彼一波地穿过大厅透了过来，但并不很大。
这座大楼与原来的俄国处差别很大。俄国处的圆形铜顶已生了铜锈，墙壁冰冷暗淡，陈旧的石灰墙像蛋壳一样裂开了缝。那里总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他的小隔间总是又嘈杂又狭窄，没法保有个人隐私。嫌疑犯与警察们擦肩而过，用铅条固定的窗户爬满了藤蔓，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戴着手拷的嫌疑犯被押着穿过院子，拘禁起来，去等待在行政大厅进行的审讯，对于判决结果有人欢喜有人愁。汗水和恐惧的苦涩气息，指控和否认汇成的声响还是和从前一样。这就是一个侦探的工作环境。
把他分配到重案组意味着他可以搬到国家警察总部来了。国家警察总部是充分考虑到头们的需要而建的，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袭击而应用了先进的高科技防护措施。地下室用作实验室，安装了好几排计算机。会议室和演说厅里的照明都很好。总之，干净，让人肃然起敬，然而却呆板枯燥。
他转动手中的钥匙。他的办公室非常自，长十英尺，宽十英尺，并不大，可以看得见停车场。他的桌子、文件和书架就已经占据了所有空间，几乎再放不下一把给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来的客人不止一个，他们就得转移到一间审讯室中去了。墙上接着的镜框里装有一块蜡染花布，那是劳拉去年夏天做出来的。奶油色的底色，棕色的图案，画的是两个年老的也门人在插黄色火焰般的阳光下狂喜地舞蹈。它的旁边是一本从自然保护团体得来的挂历，这个月的画面背景是起伏的灰黑色群山，衬托着两株开满了白花的杏树。
他挤到桌子后面。桌面上只有一张劳拉和孩子们的像片和一叠信件。最上面的一张是个口信，让他在有事要汇报的时候给劳孚尔打电话。有一些研究与开发部门要他尽快填写的问卷，一份解释有关上交支出凭证的新规定的备忘录，还有一份从阿布卡比尔来的关于那个荷兰游客的最终死亡报告，那名游客的尸体是三天前在多米申大教堂下面的林子里被发现的。他拿起这份报告，把其他信件放到一边去。他测览着验尸报告里那些生硬残忍的文字（“这是一名发育良好、营养良好的白人男子的尸体……”），目光迅速移到最后一段：大范围的动脉粥样硬化症，包括几处重要血管的阻塞，没有毒素或谋杀的迹象。结论：这个男人是迟早要发病的心脏病患者。通向修道院的坡太陡，爬这个坡使他送了命。
他把报告放到一边，拿起电话，拨通总机，没人接。他等了一会后，挂断了又重拨一次，一个接线员用愉快的声音接了他的电话。他自报姓名后，对她说了三个人名，分别为每个人留了口信，要他们尽快与他联系。
她对他重复了一下那三个名字，他说：“完全正确。还有一个人，叫萨莫·埃维·克汉，新雇来的。让人事部查一查，要是他们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他，塔特。尼查夫·劳罕尔的办公室肯定会知道。给他留同样的口信。”
“好的，再见。”
“再见。”
他拨的下一个电话号码正占线。他不想等下去，就离开房间，爬上了四层。
他走进去的那间办公室比他自己的大三分之一，但里面要容纳两个人。两张桌子排成了L形，在他们背后的墙上，一个书架放着书，几个草娃娃和一只香袋，散发出淡淡的广藿香的香气。
两名年轻的女警察都在打电话，和官僚们谈着什么。两人都穿着浅色的短袖套头衫和牛仔裤。除此以外，她俩的体形和风格都迥然不同。
汉娜·沙尔维坐得离门比较近，小巧玲斑，肤色较深，戴着眼镜；她长了一张娃娃脸，使她看上去比她要照顾的孩子大不了多少。她问了一句关于家庭健康的问题，边听边点头，说了几声“是的”，又问了一遍这个问题，等了一会，又问了一遍。
离她几英尺远的地方，艾利丝·雅努谢夫斯基正伏在她的桌子上，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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