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下午七点四十三分。丹尼尔刚做完祷告，实际上，整个做祷告的过程中他的心都未能平静下来，他一直在考虑着施姆茨和达奥得所窃取的资料。
他整理了一下思绪，开始为晚上将召开的全体会议准备材料。这时，电话铃响了，接线员告诉他一个名叫万·杰尔德的先生想和他通话。
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估计是个外国人。
“他说过是关于什么事吗？”
“没有。”
可能是个外国记者。不顾总部对有关屠夫案件消息的严密封锁，这些记者仍试图打听出一鳞半爪的消息来。“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他我过一会儿给他回电话。”
丹尼尔挂断了电话，把电话机往开推了推，但就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他打算就让它响下去，不予理睬，但他最终还是抓起了话筒。
“探长吗？”同一个接线员，“还是那个万·杰尔德，他说自己是个警察，是在荷兰给你打电话，并说你肯定想和他通话，时间只能是现在——他今晚就要前往英国去度假了。”
荷兰警察？
“让他通话。”
“好的。”
他焦急地等待着，担心那人会因不耐烦而拂袖而去。话筒里“嗡嗡”之声不断，接线员还在操作。从施姆茨和达奥得从凯瑟琳医院获得的资料来看，欧洲方面可能正在缩小调查范围。
“嗡嗡”声消失了，接下来是一片寂静，紧接着听筒里传来一个男子雄浑、悦耳的声音，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丹尼尔探长吗？我是阿姆斯特丹警察局的朱伯·万·杰尔德。”
“你好……怎么称呼你的职务？”
“警监。”万·杰尔德说道，“和探长相似。”
丹尼尔很清楚，警监的级别比探长要高。朱伯·万·杰尔德不好表现自己，本能地，丹尼尔不禁对数干英里之外的他产生了好感。
“你好，警监。感谢你打来电话，接通电话耽搁了你的时间，真是抱歉。”
“其实是我的问题，”万·杰尔德说道，声音中仍充满了喜悦之情，“我忘了提及我的警察身份，我的印象是你们在国际刑警组织的人已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们了。”
“不，很抱歉，警监，他没有。”
“没关系。我们应该谈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吗？今天早上，你的人给我们送了一些谋杀案的资料，其中有一些和我们这里一桩悬而未决的谋杀案很巧合，所以我觉得应该和你们联系一下。我现在在休假，马上就要启程前往英国了，我夫人不允许再作任何的拖延，但我觉得应设法和你们取得联系，在我离开前应当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告诉你。”
丹尼尔又一次道谢，充满了感激之情：“你们那桩谋杀案发生在什么时间，警监？”“十五个月以前。”
十五个月以前。弗里德曼正好在国际刑警组织的电脑上查阅有关情况。
“不堪启齿，”万·杰尔德说道，“显然是一桩桃色谋杀。我们对这个案子一直无从下手。我们的心理顾问专家说从众多的情况来看，这只不过是凶手一系列的谋杀案中的一件。但我们不能肯定——这种情况我们以前没有见过。”
“我们也是。”
“但既然没有发生第二起谋杀案，我们就有两种考虑：要么心理专家错了，要么凶手只不过是途经阿姆斯特丹，他到别处去继续他那残酷的娱乐去了。”
“一个旅行凶手。”丹尼尔说道，告诉了他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有关情况。
“可怕。”万·杰尔德说道，“我曾试图要求美国人进行合作，这些人官僚作风十足，对我们的请求不予理睬，而心理顾问专家所预测的第二起相似的谋杀案又没有发生，这就使得我们的工作……”说到这里，这个荷兰人没有继续说下去，似有很深的负疚感。
丹尼尔不便说什么，便保持沉默。
“我们可以检查装有炸弹的手提箱，”万·杰尔德说道，“但这种恐怖活动我们却很难对付，不是吗？”“不错，”丹尼尔说道，“凶手可以随处买到杀人的凶器，即使同一件凶器反复使用，你也很难予以查证。”
“凶手可能是个医生？”
“这是我们的猜测。”
“也是我们的猜测，探长，有一段时间我们对这种猜测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国际刑警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的备案记录中，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案件。但是在1973年的9月，在萨姆伯克——印度尼西亚南部的一个很小的岛屿上却发生过一起几乎完全一样的凶杀案。你知道，印尼曾是荷兰的殖民地。我们曾向许多旧殖民地的地方警察局咨询过——他们每两年将其资料送我们审阅一次。我们的一个下手就是在筛选这些资料的时候碰到这个案件的。这个案件还是悬而末结，被害者是个年仅十六岁的姑娘。”
“起初我们猜想这可能是因为两人都是同一民族的缘故——在阿姆斯特丹受害的女子也是个印度尼西亚人——准确点说，半个印度尼西亚人。是个妓女，名叫安简尼特·盖肯娜。凶手杀死她，可能是缘于某种原式的仪式或是复仇的冲动。但她的宗族和萨姆伯克并无任何关系。她的母亲是印尼北方人，父亲是个荷兰人，在印尼服役期间邂逅她的母亲，两人结为连理，并在十八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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