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半，病人陆续来到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最初是一群从山下的城市里来的衣衫褴褛的贫民。本来，从这时开始兹尔·海亚伯就应该检查他们的证件，让他们进去，但他却让他们等着，这群人在拱形入口处外的场地上兜着圈子，叽叽喳喳的。海亚伯却坐在椅子上，一边品尝着冰茶，一边用手拨弄着额头上的头发。
天气很热，幸好人们没有向他拥来。
但这群人也着实感受到酷热难耐，他们不停地在场地上走动着——这并不使他们感到凉快些，但至少可以减轻酷热和嘈杂所引起的内心的烦躁，他们不停地用手巾擦着脸上的汗珠。他们中大多数明显地患有某种疾病或带有某种残疾：有的缺胳膊少腿，有的大腿或路膊上缠着绷带，有的患有眼疾，有的皮肤溃烂了。
在海亚伯看来，只有极少数人显得比较健康，凭他多年的经验，这些人多半是装病，想免费搭车。
其中一个人撩起长袍对着墙壁小便，其他的人许多也开始抱怨起来。海亚伯没理会他们，深吸了口气，继续津津有味地品尝着那杯冰茶。
在他看来，既然是为这些家伙提供免费医疗，让他们多等等599也是应该的。
十点钟了，阳光逐渐照射到海亚伯所坐的地方。他用一张报纸煽着风，不停地喝着冰茶。有一大块冰浮在茶面上，海亚伯让茶杯倾斜着，让这块冰浸着他的牙齿，这种感觉很倔意，他时而轻轻地咬下一小块，让它停留在舌头上，借此抵挡酷热。
一阵柴油机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闻声望去，是一辆联合国难民救济与工程局的卡车——从那不勒斯来的——在医院前面停了下来。司机走下车来，打开了后门，二十多人从车上下来，加入了这群从城里来的伤病员大军。顿时，整个场地变得更嘈杂了。
海亚伯从地上拾起票夹，站了起来。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先生？”一个没牙齿的老头问道。
海亚伯膘了他一眼，老头立刻闭嘴不说话了。
“干吗还让我们等着？”另一个又吵了起来。这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显得很稚嫩，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直转：“我们都是从那不勒斯赶过来的。我们要求早点接受诊断和治疗。”
海亚伯扫视了一眼手中的票夹：星期六的男病人诊断共安排了七十个名额，当然这只包括那些正规的病人，实际上每次都有一些人持着已过期的难民卡或压根就没卡混进来，要求接受免费治疗。周末的情况一般都比较糟糕，但比星期三还是好一点，星期三是专门为妇女开设的。人数比现在多将近两倍，妇女们的心理比较脆弱，对自己的健康老是疑神疑鬼，一点小毛病就能让她们心神不定。她们的嘴巴似乎永远没有闹着，直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因此，星期三就成为海亚伯最痛苦的一天。
“快点，让我们进去，”一个患眼疾的家伙叫着，“我们拥有这个权利。”
“耐心点。”海亚伯说道，准备启用票夹，他已看见布尔德温先生出现了，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不久就可以开始会诊了。
这时一个病人高声叫了起来：“放我们进去——没有什么东西比健康更重要了！”
他的话引起了一片赞同声。
“好吧。”海亚伯说道，卷起袖子，掏出了钢笔，“你们的卡都准备好了吗？”就在他验完一批人的难民卡，让他们进去之后，又来了辆卡车——是从希伯伦来的——正从东南方向的公路上艰难地爬上来。这辆车的引擎显然有点毛勃—齿轮听起来似乎裂了，好像还有其它的毛病，总之，这辆车着实需要一番大的修理。他很想走过去耍一耍威风，把那名司机教训一顿。但现在的时代变了，他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这辆希伯伦来的卡车在山顶上被卡住了，那里有一段路比较陡峭，要越过这段陡峭的山路，对这样一辆破车来说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就在这辆希伯伦来的卡车陷入困境的时候，一辆白色的小轿车从相反的方向——也就是犹太人大学的方向——开过来，这辆小轿车停了下来，又后退了好几米，正好停在通往艾米利亚。
凯瑟琳医院的公路上。
门打开了，一个穿着黑色套装的高大的家伙走了出来，并向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的方向走来。阳光照射在他的胸脯上，有个东西在闪闪发光。相机，而且是两部，长长的吊带，在胸前晃来晃去。凭直觉判断，这两部相机肯定相当昂贵。
这家伙在路中间停住了，似乎对旁边的破卡车所制造的噪音毫不在意，打开了一部相机的镜头，将它对准了医院，似乎要拍下医院的外景。
海亚伯不禁皱了下眉头：如果不交费，是禁止外人对医院拍照的，这是他的职责。
他站了起来，抹了一下嘴巴，向前定了过来，那家伙却只顾不停地按快门——“咔嚓、咔嚓”，拍了一张又一张。
卡车司机这时也看见了这家伙，猛踩了一下刹车，伴着尖锐的声音卡车停了下来，同时司机按响了喇叭，这家伙知道卡车司机是在向他示意，向他招了招手，走到了路边上。司机又按了一下喇叭，似乎是在强调。这家伙向司机欠了欠身，然后穿过马路，朝海亚伯坐的那把椅子的右边走了过来，整个人似乎显得有点神经玻当他走近的时候，海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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