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大的交易，只是劳孚尔想要保密。”
“我想要世界的和平与和谐，”施姆茨说，“可谁又能为我做到呢？”
“你到底听到些什么，纳哈姆？”
“疯狂的杀人案。受害人可能是个妓女，可能又是一件灰人做的案。是这样的吗？”
丹尼尔摇摇头：“无法确定。”他讲了他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他的叙述似乎使施姆茨受到了震动。
“太疯狂了。”施姆茨哺哺地说，“我们过去从没见过这种事。”
埃米尔带着饮料来了，他看见食物一点没动，便问一切是否都还好。
“一切都好。”丹尼尔说。他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水池旁，用一只铜盆洗了洗手。回到桌旁，他坐下来，开始念面包的感恩祈祷词，掰开一块皮塔饼，蘸了点调料，把它吃了。他又把另一块饼蘸了一下，放进嘴里。孜然和大蒜的辛辣很过瘾地刺激着他的舌头。埃米尔赞许地点点头，转身走了。
“在医院里了解到了些什么？”施姆茨问。
“典型的联合国态度，嘴上说着好听的应酬话，实际上充满敌意。”
“你还能期待什么？他们过得像王子一样——免税的梅塞的斯车，别墅，外交豁免权。现在他们付给他们那些官僚的有多少？每年四万还是五万？”
“九万。”
“谢凯尔还是美元？”
“美元。不征税。”丹尼尔说。
“真恶心。”施姆茨说，“等于你我十年的工资。而他们无所事事。”他在茄子沙拉中蘸了一下皮塔饼，一边嚼一边皱着眉，“我记得在一个盗窃案中我审问过一个尼日尔人，穿着沙法利牌西装，拐杖头上镶着象牙，他的名片令人难忘：西奈边界委员会地区执行总裁。他在推测我们杀了多少埃及人，埃及人杀了我们多少人。不管我们在戴维营已经把这些情况全报告了这回事，也不管边界早巳名存实亡——这家伙的工作就是管理边界，因为联合国的强硬路线派永远不会承认戴维营的权力。在他们看来，那里还是战争区。”
他啜了一口可乐，往嘴里放了一颗橄榄，把核吐在碟子里。他啃着另一颗，问：“艾米利亚医院里有什么人像嫌疑犯吗？”
“没有特别明显的，”丹尼尔说，“其中两个尤其紧张不安。一名叫阿比亚迪的医生和他的女朋友——是个美国护士。她暗示说我们在迫害他。看上去像典型的宗教狂热病例。”
“没错，”施姆茨说，“疯狂地爱上了个阿拉伯人，直到有一天他在她衣箱里放进一颗炸弹、把她撵回美国去。她在哪儿遇见他的？”
“在美国。密歇根州的底待律。那儿有很多阿拉伯人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十分同情。”
“为什么她会认为我们迫害过她的爱人？”
“还不清楚。”丹尼尔说，“可能是移民时出了什么问题。档案人员正在对他俩进行检查，也对医院里的其他人进行了检查。”他喝了一日苏打水，感觉到气泡碰撞着他的牙齿，“你认为这个案子带有政治色彩吗？”
“为什么不呢？”施姆茨耸耸肩，“我们那些亲爱的同胞不是一直在寻找新鲜的报复方法吗？”
“莱维说很可能她被麻醉了，”丹尼尔说，“用海洛因麻醉的。”
“好心的凶手。”施姆茨说。
“这让我想到凶手是一位医生。但当时我以为医生能够获得所有各种麻醉剂——没有必要去用毒品来麻醉。”
“除非医生自己就是麻醉师。也许他和这个女孩开了个海洛因晚会，她注射的剂量太大，他看见她死了，就恐慌起来，分了尸。”
“我不这么认为，”丹尼尔说，“莱维说剂量并不足以致命，而且她被注射了两次。”他停顿了一下，“从作案的手法看，分尸是预谋的。”
门开了，科哈维领着另一个人走进来。
施姆茨看着新来的人，然后目光犀利地盯着丹尼尔。
“刚提到我们亲爱的同胞。”他说。
“他是一流人才，”丹尼尔说，“如果那女孩是阿拉伯人，他就更有价值了。”
科哈维已经悄悄地回到前厅去，新来的人一个人朝着他俩走过来。他中等身高，肤色较黑，棕黄色西装，白衬衣，没系领带。他的脸很长，骨路突出，形成了方下巴。他的头发略显棕红，梳在脑后。他的胡须是姜黄色的一小撮，嘴很宽，显得挺严肃。窄细的绿眼睛直视正前方，目光坚定。他走到桌子前说：“下午好，探长。”
“下午好，伊利亚斯。请坐。这位是国家警察总部的纳哈姆·施姆茨。纳哈姆，这位是基什勒分局的萨马尔·里雄·伊利亚斯·达奥得。”
“伊利亚斯。”施姆菠朝他点点头。
“很荣幸认识你，先生。”达奥得的声音微弱，像小男孩似的。他的希伯来语很流利，但带有阿拉伯口音。他坐下来，双手叠放在大腿上，像个坐在新班级里的男学生，温顺而充满征询的意味。
“叫我纳哈姆吧。”施姆茨说，“‘先生’们是指那些戴着勋章上床睡觉的肥胖家伙。”
达奥得挤出来一个微笑。
“喝点什么，伊里亚斯。”丹尼尔说。
“谢谢你。老板就要给我带杯咖啡来了。”
“那吃点什么？”
“谢谢你。”达奥得拿起一块皮塔饼，没蘸调料就吃了下去，慢慢地嚼着，眼睛垂下来看着桌布，很不自在。丹尼尔很怀疑他曾到过几家犹太餐馆——他多久才会到西耶路撤冷去一次？
“你在第二团队一案中的表现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成果丰硕：那些藏在酒吧后面的毒贩子，还有街道上泛滥的毒品。”
“我只是尽职而已，”达奥得说，“上帝在保佑我。”
施姆茨拿起一根泡菜，咬掉一小块，说：“但愿上帝这次仍然保佑你。我们碰上了硬对头，一个疯狂的杀人者。”
达奥得的眼睛睁大了。
“谁被杀了？”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丹尼尔说，“在斯格柏斯山靠艾米利亚·凯瑟琳医院的那一侧发现的，尸体残缺，身份不明。看看这个。”
他拿起那个信封，抽出那个死去女孩的照片，把复制品分发给两位侦探。
“能引起你们什么联想吗？”
施姆茨摇摇头。“长得挺好看。”他的声音紧绷，说完便转开脸。达奥得还在查看那些照片，他双手捧着照片的边缘，全神贯注，面容严峻。
“我认不出她，”他终于说，“但她的脸上有某种熟悉的东西。”
“是什么？”丹尼尔问。
达奥得又盯住照片：“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某一个村子一直往脑子里钻。也许是西尔旺村，或者是阿卜托村。”
“不是贝瑟勒汉村？”
“不是，先生，”达奥得说，“如果她是贝瑟勒汉人，我该认得她。”
“会不会是其他村子？”施姆茨问：“瑟巴希尔村，伊萨维亚村之类的。”
“有可能，”达奥得说，“由于某种原因，阿卜托和西尔旺总在我脑子里。”
“也许你曾见她经过那里，”丹尼尔说，“例如从车窗里偶然一瞥。”
达奥得想了一会，说，“有可能。”
他很忧虑，丹尼尔想。因为他毫无根据，却已经下了太多结论。
“这么说你认为她是个阿拉伯人。”施姆茨说。
“那是我的第一印象。”达奥得扯着他的胡须说。
“我已经提出了对所有失踪女孩子的档案进行查询的要求，”丹尼尔说，“共有一千六百名。同时，我们要挨门挨户地登门访查。就从这些村子开始吧。先去西尔旺村，伊利亚斯。把照片拿给人们看。如果查不到线索，再去阿卜托村。”
达奥得点头答应了，把照片放进他的夹克口袋中。
从房间另一边传来一声大喝：
“全体新兵立正！”
一个长相很特别的人昂首阔步朝桌子走过来。他有六英尺多高，块头很大，肌肉结实，体格像举重运动员一样，穿着白短裤、橡胶制的沙滩凉鞋，红色无袖网眼衬衣，露出了很多结实的暗红色皮肤。他的头发是蓝黑色，很直，中分并且用吹风机吹出了造型，他的脸完全是亚洲人的脸，又宽又平，像个蒙古武士。颧骨突出，因为刮掉了胡子，所以下巴铁青。他大约三十岁，估计误差不超过五岁。
“你好，丹尼。纳哈姆。”他的声音低沉沙哑。
“东方人，”施姆茨点点头，“在休假？”
“到现在就算结束了。”大个子说。他赞许地看着达奥得，然后坐在他旁边。
“约瑟·李。”他伸出手，自我介绍说，“你是达奥得，对吧？基什勒的顶尖人物。”
达奥得犹豫不定地握住他的手，仿佛在评估这句问候语中有多少讽刺的成分。李的握手充满热情，他在微笑时，一嘴大自牙像道闪电露了一下，他松开阿拉伯人的手，打了个呵欠，又伸伸懒腰。
“这个破地方有什么可吃的吗？我饿坏了。”
“这个破地方比其他地方好多了。”施姆茨说。
“其他地方能自由一点，”李说，“自由的滋味总是好的。”
“下一次吧，东方人。”丹尼尔答应他。他看看表。比约定时间已经晚了十分钟了，可新成员还没有来。
埃米尔拿着菜单走进来。
“来杯啤酒。”东方人说。
“金星脾还是麦卡比牌的？”埃米尔问。
“金星牌。”
服务员转身要离开。
“等一下，”丹尼尔说，“我们现在要点菜了。”施姆茨和东方人点了填料的南瓜做开胃菜，还每人点了双份混合烤肉。丹尼尔注意到达奥得仔细地看着菜单，目光转到价格一栏，犹豫起来，无疑在考虑一个新提拔的警官的薪水能让他点得起什么菜。破获第二团伙案之后不久，丹尼尔曾拜访过他在贝瑟勒汉的家，告诉他提拔的喜讯，还送给他一些干果。他家那种贫穷的程度令他十分吃惊。本来不应该这样——大多数警察都有严重的经济问题。报纸上刚刚连载了一个故事，讲的就是一群警方新来的人如何申请福利待遇的事。加入警局以前，达奥得曾在一家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商店做过搬运工，那种商店往往拥挤不堪，散发着霉味，向信基督教的游客出售橄榄木制成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和草编的耶稣诞生的大模型。他那时能赚多少——每年一千？
现在，看着阿拉伯人仔细看菜单的样子，他又回忆起来那种穷困的状况：达奥得的家——一栋古旧建筑中，只有三个房间，床垫放在地板上，一只炭炉子用来取暖，刷白了的墙上接着耶酥受难的印刷品。孩子满地乱跑——至少有六个，跌跌绊绊地学着走路，衣不蔽体。害羞的年轻妻子已经有点发胖了，跋足的岳母正在沉默地织着毛衣。做饭的气味和孩子的哭喊声充斥在房间里。
他放下手中的菜单，说：“我要一份薄荷沙拉。”
“薄荷沙拉，”服务员埃米尔边说边记下来，“还要什么，探长？”
“就这些。”
服务员扬起了眉毛。
“你在节食？”东方人说。
“今晚是安息日，”丹尼尔说，“有大餐。”
达奥得把他的菜单交给服务员。
“我也要一份薄荷沙拉。”他说。
“还要什么？”
“一杯咖啡。”
埃米尔变得小心翼翼起来，好像等着成为笑柄。
“别对我说，”东方人说，“你正在他的餐厅里吃饭。”达奥得笑了。
“就这么多了。”丹尼尔对就要离开的服务员说。听见他嘴里嘟囔着：“沙拉，全是沙拉。”食物端上来以前，丹尼尔就开始陈述这个案子，端上来以后还在接着说，其他人吃饭时他也不去理睬他的沙拉。他把一张照片递给李，把另一张放在一把空椅子面前，交待了他到目前为止已经了解到的情况。侦探们做了笔记，他们一只手握着叉子，另一只手则握着笔。他们在嚼，在咽，但都很机械。一群沉默的听众。
“我立刻想到了三种可能的情况，”他说，“第一，是个精神变态的凶手。第二，由于某种情感而犯罪——我把仇杀包括在这种可能性里。第三，恐怖主义行为。有其他意见吗？”
“团伙杀人，”施姆茨说，“她是某人的女朋友，卷进了某件事中。”
“犯罪团伙用子弹，而且他们不杀女人。”东方人说着，把肉块从烤肉用的扦子上拔下来，盯着他们，吃了一块。
“他们过去从未杀过任何人，”施姆茨说，“什么事都会有个第一次的。”
“他们总是把尸体藏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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