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孔安国、郭璞、张守节、程大昌为是。余以为俱可弗论，总之以导江入海为第一义，俾有蓄泄以溉三吴之民田为第二义。盖古之治，治水也，今之治，治田也。时代既移，沧桑莫定，虽考订精详，寻其故道，岂再能复禹之旧迹乎？但以目前而论，震泽之下可通入海者，惟吴淞、刘河、白茅为最利，即今日之三江也。
王同祖曰：“三江通，则太湖诸水不为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皆安，而民被其利。三江不通，则太湖东注，泛滥为灾，三吴先受其害矣。”故东南治水，三吴为急。
自禹导三江之后，历周、秦、汉、魏、晋、唐，不言三吴有水患，而水患之来却有故焉。一塞于东江，再塞于长桥，水已失其宅矣。后之人但知开浚三江之为利，而不知屡开屡塞之为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势之便而导之，如近三泖者使入黄浦，近沙河者使入娄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
大凡治事必需通观全局，不可执一而论。昔人有专浚吴淞而舍刘河、白茅者，亦有专治刘河而舍吴淞、白茅者，是未察三吴水势也。盖浙西诸州，惟三吴为卑下，数州之水，惟太湖能潴蓄。三吴与太湖相联络，一经霖潦，有不先成巨浸乎？且太湖自西南而趋东北，故必使吴淞入海，以分东南之势，又必使刘河、白茆皆入扬子江，以分东北之势。使三江可并为一，则大禹先并之矣，何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也，后之人有能翻大禹之旧案乎！
昔人有以钱塘、扬子、吴淞为三江者，谓杭州筑长林堰，而太湖东南之水不得入于钱塘；自常州筑五堰，而太湖西北之水不得入于扬子；独吴淞一江当太湖下流，泄三州之水以注海。此又一说也。
治三江者，自当以吴淞为急，刘河、白茅为次。三吴诸水，众流所归，总汇于太湖。而吴淞当太湖之冲，使先泄上流，其势然也。假使嘉庆二十四年不开吴淞，则癸未年之水，泛溢于三吴之间，民皆鱼鳖矣，可不危哉！
◎来源
三吴水源，天目为大，其水东出临安，泛溢而为苕、，入于具区。又自天目东南出杭州天竺诸山，汇而为西湖，一由昭庆寺前流入松木场为下河，一由涌金水门入城为濠，分布诸河，至得胜诸坝为上河，以灌海宁之田。如西湖水溢，则由诸坝流入下河，合于余杭塘河。一遇霖潦，则从石门、桐乡、嘉兴、松江以入吴淞、黄浦诸港，则下流先为浸溢，太湖之水相与抗衡，反无归缩之路矣。
溧阳之上有五堰，古来治水者，所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诸水，由分水、银林二堰，直趋太平之芜湖，以入大江。其后以商人由宣歙贩运木东入两浙，以五堰为艰阻，因绐官司废去五堰，则诸水皆入于荆溪，而汇于震泽。
广通坝者，实与五堰相表里，所以障宣歙、广德、金陵诸水，使之不入太湖也。明永乐元年，成祖迁都于燕京，苏州民吴相伍以水为下流患，引宋单锷书上奏，改筑土坝，设官吏佥同溧阳、溧水两县，民夫四十名守坝，使宣歙诸水不入震泽。正统二年，周文襄又为重修，增高土石，奉有钦降版榜，如有漏泄水利，淹没苏、松田禾者，坝官吏皆斩，夫邻充军，如此其重也。今之议论三江，辄从下流开浚，而无有言及五堰、广通坝者。是东坡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太湖诸水于上流既有五堰，又有宜兴、荆溪、阳湖之百渎，乌程、长兴之七十二矣。下流则又有无锡之二十一港，而独山门、吴塘门为之大，长洲之六港，而沙墩、金市为之大，吴县之九港，而铜坑、胥口为之大，吴江、震泽之七十二港，而长桥为之大。皆所以通经递脉，以杀其奔冲之势，而为太湖分泄者也。今大半湮塞，难于复旧。而民之利其业者，又惮于疏浚，以积其弊，日复日深。故郏曰：“譬诸一人之身，五堰为首，荆溪为咽喉，百渎为心，震泽为腹，旁通震泽枝河则为脉络众窍，而吴江为足。”今废五堰，使宣歙诸水不入于芜湖，反东注震泽，而长桥又阻之，使太湖之水积而不泄。是犹桎其手，缚其足，塞其众窍，以水沃其口，沃之而不已，必腹满而气绝矣。
近世言东南水利者，辄引《尚书》“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二语，以开浚三江为首务。然既知太湖之水有去处，而不知太湖之水从何处来耶？上古地广人稀，以治水为急。今则赋繁财重，以治田为急。若不量其远近，视其高下，察其浅深，与夫水源之来历，而欲兴水利，亦难矣哉！
◎枝河
三江为干河，诸浦为枝河。干河则用孟子之水利，浚河导海是也。枝河则用孔子之水利，尽力沟洫是也。
既知太湖之来源矣，则太湖诸水从何处去乎？曰枝河也。既知三江之入海矣，则三江诸水从何处来乎？曰枝河也。故治水者，干河既深，而枝河亦自要紧。凡民田落在官塘者，不过百分中之一分，其田多在腹内，其利多在枝河。譬如花果树，百千枝干，皆附一本而生，开花结实者，则从枝干而发。若仅治干河，不治枝河，徒费财力无益也。
大凡浚治水利者，往往于大工告成之后，力疲心懈，不复议及善后经久之计，每置枝河于不问，辄曰且俟异日，而不知前功尽弃矣。必使各枝河得利业户照田论工，先后并举，各治己田，水远路遥，一时尚难周遍，况漠然置之哉！浚干河时，凡干河诸水，悉决诸枝河，而后大工可就。浚枝河时，凡枝河之水，悉归诸干河，而后小工易成。此不易之论也。
◎水利
郏有言：天下之利，莫重于三吴。三吴之利，莫重于水田。盖江南之田，古为下下，今为上上者何也？有太湖之蓄泄，江海之利便也。故大江南北，财赋所出，全资乎水利。
三吴地势，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少则引湖水以溉田，水多则泄田水繇江以入海。潴水泄水，两得其宜。故鲜水旱之忧，皆膏腴之地。今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
凌云翼曰：东南水利，犹人身之血脉也。东南财赋，犹人身之脂膏也。善养生者，必使百节不滞，而后肢体丰腴，元气自足，盖财赋俱出农田，农田资乎水利。故水利不修，则田畴不治；田畴不治，则五谷不登；五谷不登，而国用不足矣。欲求水利，先除水害。盖水之害在泛溢，此水年之所以不泄而为田害也。水之利在氵亭泓，此旱年之所资灌溉而为田利也。以治田之法治水，则水利兴；以治水之法治田，则田自稔。故曰善治农田者，必资乎水利；善治水利者，必溯其源流。
天下事有利于民者，则当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者，则当拔其本，塞其源。况水之利，尤当深探其本，而穷究其源者也。
古圣人尽力沟洫，非止为治田之计，正欲就其顺下之性，引而导之，入于江，入于海，俾无阻滞，旱涝皆宜。国计民生，即赖于是。国计者何？赋税是也。民生者何？力田是也。
王叔杲曰：“国家之视江南，犹富室之视腴产，不可使农田一日不加勤恤也。使患至而赈抚之，一出一入，其费增倍。与其修治于已患，不若预防于未来；与其骤兴于一时，以多两倍之费，不若施工于平日，以成十倍之功。
吴中水利，固惟浚枝河为要务，筑圩岸为急需。究其本源，则枝河淤塞者，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者，由人力怠惰。余以为开渠者，土无堆积，而即为圩岸。筑堤者，无从取土，而即以开渠。二者相兼，其功百倍。盖开得河深，灌溉自利，筑得堤高，泛溢无虞也。故郏曰：“取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阔深，则水通流而不能为田之害。堤岸高厚，则田自固而不至使水冲决，势必趋于江与海也。如此则高低皆利，而无水旱之忧矣。
五代钱氏不废汉、唐治水之法，自今之嘉兴、松江沿海，而东至于太仓、常熟、江阴、武进，凡一河一浦，皆有堰闸，使蓄泄以时，旱潦无患，而田自利。其时岁丰人乐，每米一石钱五十文。范文正守三吴，大兴水利，斗米十钱。至南宋，农政不修，水利不举，三吴之田，日渐隳坏，则石米一贯矣。以此推之，兴水利则如此，不兴水禾则如彼。
郦道元曰：“东南地卑，万流所凑，而常熟之地，在三吴尤为卑下。”何也？上流则太湖东泄之水，由吴江经郡城，合元和塘诸流，会于常熟；下流则太湖北泄之水，由无锡而东，合宛山、鹅湖、华荡诸流，亦会于常熟。在汉、唐时，本有三十二浦以泄诸水，旱则资潮汐以灌田，涝则分诸浦以入海，田常丰熟，而民力有余，故谓之“常熟”。每年赋税，甲于三吴。今则不然，白茅、七鸦诸浦已废矣，而独留福山港一线之道，亦淤塞仅通舟楫，欲其常熟得乎！此所谓知其末，不知其本矣。
国家修治黄河，费无所惜，修治运河，费无所惜者，为转漕故也。漕从何来乎？江、浙之赋为重也。江、浙之赋何忧乎？曰水利之道不兴也。
许光凝曰：“开一江，有一江之利，浚一浦，有一浦之利。考之前古，有置闸之启闭，有围田之厉禁，有浚川之舟楫，有水课之殿最，所以为三吴之利者甚备，济旱如救焚，防潦如拯溺。故曰欲享其利，不得不除其害也。
◎水害
王政所重，莫先民食，而食出于农，农资于水。水得其用，可以挽凶而为丰，化瘠以为沃，利莫大焉。水不得其用，可以反丰而致凶，化沃以为瘠，害莫甚焉。
三吴水利，固在太湖，三吴水患，亦在太湖，所谓有大利必有大害也。昔钱公辅守金陵，常究五堰之利，而不知五堰以东之害，所谓知其利不知其害也。又谓三江通，则三吴均晕其利，三江不通，则三吴均受其害。今地方县令，但知奉檄追征，痛恨小民之逋负，而不知漳负之所由。大吏监司，但知谨守前规，痛惜东南之凋弊，而不知凋弊之所至。
禾生于水，溺之则死，禾资于水，养之则熟。三吴之间，低田多而高田少，故水平则为利，水溢则为害。
古人治水之道，必观其源，溯其委，上筑五堰以节其流，而使发源之水西出于芜湖；下疏三江以杀其势，而使诸渎之水东入于沧海。后世五堰既开，则来者愈迅，湖堤既障，则去者复缓。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冲，而下有潮沙之涌，其不为三吴之害者几稀矣。
或谓自海塘南障，三江北折，而太湖之尾闾已失其势矣。或又谓太湖泄水第一要处全在吴江之长桥，自宋时筑堤驾桥，元时又易以石，虽留堰洞以泄水势，而咽喉已塞，积于渐高，使上流阻遏，下流散缓，而吴淞日坏者，石堤之害也。
昔人论吴江东通青龙江，由青龙入海之处，因监司相视，恐走漏商税，遂塞此江。夫商税利国无几，而湮塞湍流，其害莫大。
农人之利于湖也，始则张捕鱼虾，决破堤岸，而取鱼虾之利。继则遍放茭芦，以引沙土，而享茭芦之利。既而沙土渐积，乃挑筑成田，而享稼穑之利。既而衣食丰足，造为房屋，而享安居之利。既而筑土为坟，植以松楸，而享风水之利。湖之淤塞，浦之不通，皆由于此。一旦治水，而欲正本清源，复其故道，怨者必多，未为民便也。或曰：“兴举水利，正所以便民也。譬诸恶人不惩治，病者无医药，恐岁月寝久，日渐填塞，使水无所泄，旱无所溉，农民艰困，赋税无由，为三吴之大害，当何如耶？”余则曰：“方将兴利以惠民，何忍扰民以增害。然单锷有言：‘上流峻急，则下水泥沙自然啮去。’今能以太湖之水，通泄三江之口不淤，则向之豪民占而为田、为屋、为坟墓者，可十坍其五六。此不待惩而自治，不待医而自药矣。”
三吴之民，但知水旱之为害，而不知人事之不修。遂谓湖之浅深，江之通塞，无关紧要，而一经水旱，事穷势迫，抢地呼天而莫之应，是谁之过欤？今太湖、百渎、七十二皆湮没矣，枝河枝港半成茭芦矣，白茅、刘河、七浦皆为平陆矣。吴淞虽开，水流不畅，以浩渺无涯之水，决他何处去耶？呜呼！旱年则水无自蓄，水年则水无自泄，三吴水旱之忧，恐自此始矣。
水之为利甚广，而害亦甚广。盖治之则为利，不治则为害也。所谓害者，害民田也。民田一害，则民食何由而生？赋税何由而出？饿死者有之，鬻儿女者有之，迫而为盗贼者有之。至如去年之水，田禾既湮没矣，民舍亦漂流矣，而城郭之坍塌，坟墓之冲决，桑麻之枯萎，花豆之不登，至于流离载道，民不聊生，反劳圣躬之筹画，不惜数十万帑藏，以加惠元元，水之为害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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