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供应的困难。接着，英军在亚东至江孜沿线设置兵站， 建成临时后勤补给线。
江孜英军派出360人袭击通往浪卡子方向的卡惹拉藏军阵地，驻江孜英军仅余130人，千余藏军夜袭帕拉村，荣赫鹏险些丧命。不久，英军增援部队一部从亚东赶到江孜，重占帕拉村。
工布等地的民兵，进占江孜、少岗间之南尼寺，威胁英军后勤补给线，并在康马、少岗之间巧妙设伏，歼灭了二三十名英军。英军分别自少岗和江洛两地出动，从南、北两面进攻并攻占了南尼寺。
英军增援部队与原驻江孜部队会师，迅速控制了年楚河以南地区。在向江孜市区发起进攻之前，为了切断江孜与日喀则间的联系，英军集中一部兵力攻占了江孜西北方向的紫金寺。最终英军攻陷了江孜，并进抵拉萨。战争以英军胜利结束。
十三世达赖在英军侵抵拉萨的前四天（1904年7月30日，），仓促任命甘丹赤巴洛桑坚赞为摄政，自己带少数随员从拉萨秘密出走，经藏北、青海、甘肃，于11月到达外蒙古的库伦，1906年又离开库伦到青海湟中县塔尔寺暂住。
鉴于甘孜的新龙县土司多年与清军交战，有人主张剥夺土司权利，改设流官治理，但遭到康区藏族上层人士的反对。赵尔丰严厉镇压了这些藏人，被任命为川滇边务大臣。
1908年，十三世达赖到达北京，短住后又离京最后到达那曲。同时，钟颖率领四川清军，向拉萨疾进；赵尔丰又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防大臣。
十三世达赖喇嘛回到拉萨后，任命一部分亲英分子入主西藏地方政府，并接受了号称释迦牟尼授予的“新制金印”，废弃清朝皇帝赐予达赖的金印，这是制造“西藏独立”的一个重要步骤。
钟颖所部川军，在击败昌都以西各地藏军的抵抗后，经工布江达川军进入拉萨。 十三世达赖，决定由某活佛担任摄政留守拉萨，本人则经锡金逃往印度大吉岭。
（六）中华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西藏局势大乱。英印总督明托感到机会来临，支持达赖喇嘛组成一万名西藏民军，围攻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等地的川军，联豫、钟颖所部川军逐步陷入绝境中。同时，赵尔丰在成都被处死，康巴的土司、寺庙，趁机作乱，恢复原有的权力。
1912年袁世凯任命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行使前清驻藏大臣的职权，并派官员杨芬等人于启程前往印度大吉岭与达赖喇嘛联系；另一方面又命令四川督军尹昌衡于率军西征，进入康区平乱，声援驻藏川军，同时令云南都督蔡锷率军出康南配合川军的行动。然后，民国政府设立蒙藏事务局，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总裁，并袁世凯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
1913年初，十三世达赖回到离别近三年的拉萨。在这期间，十三世达赖宣布“凡是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
尹昌衡部川军和蔡锷部滇军，从1912年6月开始西征，进入康区击溃各地土司、寺庙的抵御后，于8月底分别进抵昌都和盐井以南，9月下旬逼近工布江达。但民国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压力下，电示蔡锷、尹昌衡停止进军。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德尔智赴库伦，在1913年1月11日与外蒙古签订了《蒙藏条约》。1913年4月，民国政府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并通知英印政府。
中印边境东段的传统习惯线，沿喜马拉雅山南麓、邻接印度阿萨姆平原，千百年来一直如此。这条传统习惯线和麦克马洪线（喜马拉雅山脊）之间的门隅、珞渝、察隅三个地区（著名的城镇有邦迪拉、西巴霞曲、里戛和阿帕龙）的居民主要是为门巴族、珞巴族，历史上一直归西藏管辖，六世达赖喇嘛就出生在门隅。西姆拉会议上，英印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非法签定了麦克马洪线，中国中央政府拒绝签字。
1917年秋，驻类乌齐的川军抓获两名藏军，押住昌都，川军统领彭日升将其斩首。藏军发兵进袭，连陷类乌齐、恩达等地，进而围困昌都、察雅。彭日升频频告急，但四川军阀正忙于同云南军阀作战，故仅有川边镇守使派出的一个营往援。1918年藏军攻占昌都，俘彭日升。接着兵分两路东进，攻占德格、邓柯等七县。最后藏军同川军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激战二十余日，互据雅砻江两岸扼守。这就是民国时期的藏军第一次东犯。
这时，北洋军阀各系统分裂成直、皖、奉三系，又有南方各地军阀，孙中山的革命党相互征战，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大总统徐世昌自顾不暇，不可能同达赖喇嘛讨论藏军东犯问题。川军主力又正在同滇军激战，难以分兵对付藏军。
1919年，甘肃派李仲莲、朱绣到达拉萨，会见了达赖喇嘛。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八年来，中国中央政府第一次冲破英国阻挠，直接派员进入西藏。朱绣等呈交了甘肃督军张广建给达赖喇嘛的函件及礼品。朱绣等返回内地，正逢直皖战争后，民国政府无暇顾及藏事，使本来可能进一步发展的西藏与中央关系停顿下来。
十三世达赖喇嘛深感英国插手西藏内部事务，已经危及其在藏的统治地位，于是停办了江孜的英人学校，明令禁止藏族官民穿西装，还拆掉亲英分子在罗布林卡为他修建的一座西式洋房。同时于1924年派贡觉仲尼赴京接替雍和宫堪布罗桑策殿之职。这实际上是达赖喇嘛和噶厦的驻京代表。
1923年出走内地的九世班禅，1929年成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受此影响，达赖也派（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拜见蒋介石，然后贡觉仲尼回经印度回到西藏。同时国民政府文官处官员刘曼卿（西康藏族，生于拉萨），也受派取道西康入藏，于1930年抵达拉萨，受到达赖喇嘛接见。
1930年8月，贡觉仲尼由西藏返回南京，被正式任命为西藏常驻南京总代表。经国民政府同意，西藏在南京、北平、西康三处正式设立了办事处。自此，西藏地方同祖国之间近二十年的不正常关系告一段落，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正式的经常联系。
1930年5月，西康甘孜的白利土司和大金寺之间因土地差民纠纷发生争端，藏军支持大金寺，出兵占领白利。驻甘孜之川军西出白利镇，与藏军冲突。当时正值四川军阀混战，驻西康的川军难以两全，藏军得以顺利占领甘孜、新龙（瞻化）。1932年藏军得寸进尺，占领囊谦，包围玉树。青海军阀马步芳组织援军反攻，击败藏军，并进入西康，占领1919年以来被藏军据有之石渠、邓柯等县。 四川刘文辉亦派出一个旅，乘机收复了金沙江以东之甘孜、新龙、德格等县。川、藏两军遂隔金沙江对峙。此乃第二次藏军东犯，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藏军失败了。
1933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圆寂，享年58岁。1934年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为吊唁达赖喇嘛专使进入西藏。随后，国民政府批准热振任摄政，封热振为“辅国普化禅师”。 黄慕松经四川、西康，抵达拉萨，他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首次派遣入藏的大员。
英国忌恨黄慕松入藏，于是英国驻锡金专员威廉逊派锡金人饶依巴都入藏，名为祝贺热振就任摄政，实为了解、监视黄慕松的活动，与西藏亲英上层密商对付中央的办法，并向噶厦索要1931-1932年藏军东犯前后购买英国枪械的欠款，借此压西藏疏远中央。
黄慕松在拉萨工作近三个月，见噶厦所提条件与中央相去甚远，于是经海路返回中央。经噶厦同意，黄慕松留刘朴忱、蒋致余在拉萨负责电台，以保持与噶厦的接触和中央的联络。由此，电台成为蒙藏委员会的驻藏办事机构。 同时英国将驻江孜商务代表黎吉生和电台强行留在拉萨。
1940年，青海省湟中的幼童拉木登珠（丹增嘉措），被确认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会同热振共同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吴忠信离重庆飞香港、仰光，再乘船去印度转赴西藏。1940年2月，坐床大典在布达拉宫正殿隆重举行，吴忠信座位在达赖喇嘛之左，面南平坐，其他中央官员坐东面西；热振率众僧坐西面东，三噶伦及众俗官则坐南面北。由于英国挑唆低设吴忠信座位的阴谋破产，古德没有参加典礼。 吴忠信与热振协商，在黄慕松留下的驻藏机构人员基础上，于1940年4月正式成立了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
格仓活佛在青海迎请达赖灵童入藏，被马步芳敲诈勒索了四十多万元，弄得西藏上下怨声载道，于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拨款四十万元坐床典礼经费作为补偿。当时正值抗日战争中期的艰苦岁月，国民政府财力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数次拨巨款投入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之用，为西藏解决这一重大财政问题，实属不易。
热振活佛在接待和配合黄慕松、吴忠信入藏的两次重大活动中，都表现出尊重和拥护中央的内向之心。在他担任摄政期间，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些就使得英国及其支持的西藏分裂主义势力把他看成是眼中钉，必欲拔除而后快。
热振将摄政位让于大扎。但大扎上台后却倒向英国，清洗热振派官员，任命亲英分子索康旺钦格来为噶伦、夏格巴汪秋德丹为孜本，西藏地方政府大权基本落入亲英派手中。
1942年在英国唆使下，噶厦成立西藏外交局，并通知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今后有事与外交局联系。这是欲将中国当成外国的一个严重的“藏独”步骤，国民政府当即予以拒绝。但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却立即与西藏外交局联系。
接着，噶厦亲英分子害死热振，震动全中国。
1949年6月，藏军第六团从日喀则调到拉萨，在市区到处搜查共产党。噶厦政府又举行了以诅咒汉族人为目的的“扣锅”、“驱鬼”的宗教仪式，黎吉生到现场助威。7月，噶厦政府驱逐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陈锡璋等人，这就是著名的驱汉事件。
综观整个民国期间，中央政府已经失去去西藏的控制，甚至连形式上的控制都岌岌可危。西藏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于中央，不过形式上还没有正式独立，正所谓西藏独立“有实无名。”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57年，西藏反动上层支持康巴叛乱分子在拉萨成立了“四水六岗”反动组织。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在美国接受训练的旺堆空投到山南。1958年6月，康巴叛乱分子在噶厦的默许纵容下，于山南地区的哲古宗组建了4000余人的“四水六岗卫教军”，恩珠仓贡布扎西任总指挥。得到美国和藏政府两方面支持的“卫教军”，随即在尼木、麻江、乌都、羊八井、贡嘎、扎朗等地袭击解放军、公路道班，并围攻山南泽当、扎木、丁青等地的党政机关等。局部叛乱就这样蔓延开来。
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准备去军区大院看文工团演出，叛乱分子造谣并煽动藏民2000多人包围了罗布林卡，使达赖失去了行动自由。3月17日，索康、柳霞将达赖喇嘛及其家人劫出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地区出逃。3月19日夜，叛乱武装开始向驻拉萨的汉族人大举进攻。西藏全局性的叛乱，就由这样搞了起来。
3月29日，叛乱集团逃到了山南地区隆子县。他们歇下阵脚，决定以隆子县为临时首府，宣布成立“临时政府”。但不久达赖便得悉：汉族人已经干掉拉萨叛军，而且挥师南下，击溃了他的山南主力“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达赖走投无路，只得越过“麦克马洪线”，逃抵印占区。1960年初，达赖在印度穆索里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不久，流亡大本营迁到印度西北部的小镇达兰萨拉。9月，达赖在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宣布成立“大雪国政府”，也即“西藏流亡政府”，同时宣布自己为“国家首脑”。
为了获得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和同情，达赖四处游说，六七十年代访问了泰国、日本、美国，苏联、蒙古和欧洲11国，但大多数国家对待达赖都非常谨慎。
达赖窘迫的日子直到1989年才开始化解。当时国际格局剧变，社会主义道路在东欧和苏联受挫，国际反共势力把矛头聚指中国，西藏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染指中国的一个棋子。早已摸熟西方国家脾气的达赖立即打出了“人权，民主，自由”的旗子遥相呼应，他在一夜之间由一个西藏的农奴主，摇身变成闻名世界的“人权斗士”。时来运转，达赖受到的国际礼遇有时甚至令他本人也受宠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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