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思那里，均衡是以两大生产部类的形式加以说明的。这在当时是很切合实际的，因为当时现代意义的第四产业甚至第三产业可以说还不存在，但马克思忽略了非物质生产部门和物质生产的比例关系。后世的马克思的继承者可以说只是在皮毛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均衡分析法。因为他们不顾已经改变了的社会经济形态，不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重大作用的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出现，还是只在那里重复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总结出所谓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理论。并据此推演出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工业和农业的比例，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地区之间的比例。实际上只能是一种主观的分析方法，因为没有根据，何从知道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及其内部各产业的均衡关系。因为你即使有世界上最精确的统计分析体系，能掌握国民经济的生产的每一个局部，你也只是知道过去或现在的经济构成的均衡关系。而只要经济在发展，技术在进步，社会在前进，你就不可能通过国家计委的主观分析方法，计划出经济将来的发展趋势。这个经济进步和发展的趋势马克思也不可能知道，只有市场通过不断的由不均衡向均衡的发展运行过程，可以使经济迅速发展。是的，我们的科学家可以研究出电视机、电脑，汽车，还有许多好东西。但实践表明，用计划不可能让它们普遍惠及到每一个家庭。只有市场机制，由最大多数的人参与的市场的作用，能够作到这一点。这是肯定的事实。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用以分析价格形成的规律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这也是一种说明价格形成的途径。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在这里强调了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马克思那里的价格形成市场供求的作用则不太明显。这不难理解，因为马克思对价值形态的考察，是从整个人类经济的发展上来考察的，而西方学者考察的则只是现代的价值形式。然而，考察价值形式不仅应该从他的单位的量的关系来考察，而且还应该从它这一类商品的总量在社会总供给中的比重来考察。即在市场商品的总的供给中以货币表现的价值量中，某一类具体的商品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量所应该占的比重。某一类商品在市场中所应该占的价值量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应该是一个定量。我们可以假定，在一定的时段里，就某一类商品而言，在个别商品的价值一定的客观前提下，商品的数量是一定的。这时，无论你生产的该商品的数量是多还是少，它的总的价值都是一定的，即等于该类商品在社会总供给中应该占的比例。这时，如果生产的该商品数量多于社会的需要，其单位价格就低于价值；反之，如果生产的该商品数量少于社会的需要，其单位价格就高于价值。
在该商品的总供给不变时，当该商品的供应数量扩大，商品的价格就下降；而反过来，当该商品的供应数量缩减时，商品的价格就上涨。
同时，反过来，商品的价格又是一个指示器，当它高于价值时，市场里的人就认为他们受到应该增加该商品的供应的鼓励，以获得较高的回报，赚取更多的利润。而当它低于价值时，市场的人则倾向于认为他们受到警告，表明他们应该谨慎行事，不要进入该商品的生产领域，或甚至应该退出对该商品的生产。
我们常说的“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内在于商品的价值，这支手的功能似乎就是要把受供求变化影响的价格拉来靠近它。其实究其作用，颇相当于物理学里的“万有引力”。受“看不见的手”和万有引力的同时作用，在达到某种均衡时，价格也许就象地球那样围绕着太阳打转，而不会将价格等于价值。
然而，我们之所以说价值规律是看不见的手，还在于根据对它的定义，它是不能直接计量的。人们往往只能通过价格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的波动中寻求一个接近于它的平均数；或简单地把它归结为社会平均生产成本加上一个社会平均利润。无疑，这是不可能等于价值的。同时，在社会的技术条件不断进步的基础上，生产某种商品的价值本身也是一个变量。
一般地说，价值是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必须按照价值量相等的原则进行交换，这就是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
然而，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是不存在的。正如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白马、黑马，然而却不能看见抽象的马一个道理，价值无疑内在于市场商品和劳务的各种具体价格之中，然而我们却不能看见抽象的价值，而只能看到和把握它的各种具体形式，只能看到一个一个具体商品的价格。
第一，价值量的内涵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此，价值量是不存在的或不能直接计量的，它只能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数来确定。即当我生产出一件商品时，我并不能知道我创造了多少价值。因为我还必须参照社会其他劳动者生产同样商品的劳动时间的耗费来确定我所创造的价值。而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中，个别商品的价值量就更加具有不确定性。
第二，一个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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