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需分配都可能同时存在。尽管在市场经济中的按劳分配所取的形式还是商品货币形式，而按需分配可能只能存在于某些满足基本社会需求的经济领域。在一定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领域，按劳分配是普遍存在的，尽管这种按劳分配还是存在于平均数之中；而在非市场经济领域，在很多方面，尤其是满足人们基本需求方面，都应该而且往往必须有一定意义上的按需分配存在。
如果我们做上述的理解，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化向高级阶段发展时，要表现的就是两个不同的经济领域的内容和形式通过质和量的不同变化反映出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我们就不必去对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去作定性的讨论，以决定应该适用什么样的分配规律。而应该由现实的经济发展内在的要求去决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分配形式。
6就业问题
问题实际上归结到就业上来了。极端地说，如果社会的消费需要只用四分之一的人就生产出来了，而且社会收入也就在这四分之一的人中间分配。显然，谁有幸挤入生产领域，谁就得到了生存的权利，过幸福生活的权利。显然，这样的社会和这样的分配格局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从而分配过程的那四分之三的人不会答应。如果非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和分配格局，那么谁有权利成为那四分之一的幸运者呢？这显然要通过经济以外的标准来加以确定。
我们说上述极端情况是不存在的，但没有进行生产劳动就没有生活来源这一事实是存在在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总有百分之几或十几的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况；在中国，剩余劳动力也是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城市的失业者应该有几百万，而在落后的农村，由于生产手段的不足，实际上相当于失业的劳动力应该是有一亿人之多。这些没有工作的劳动者实际上被程度不同的排斥在经济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从而程度不同的使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
我认为，一个健全的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有权得到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应该有能力或者通过持续发展这种能力为全社会提供足够的基本消费需求品，从而使全体社会成员告别贫困。这应该是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的基本涵义之一。我们知道，邓小平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涵义，这个涵义是市场经济领域的。而全体人民的普遍富裕，则应该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另一个和更为基本的涵义，在中国，这个涵义在很大程度上将是非市场经济领域的。
要在市场经济领域范围内解决所有的这些问题并不容易。然而，提供高消费需求品的产业的存在的发展可以使上述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
我们在这里引用一段中国古代理财家管仲先生的话，作为一个引子，借以说明上述问题。《管子》《轻重篇》曰：“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必有五年之余，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管仲是中国春秋时代齐国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当时他的政治地位大约相当于现代中国的总理或美国的国务卿。学问家说他并不著书，《管子》据说是后人托他的名义作的，这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他也许不是书作者，然而，他是首开先河的实践者，是中国古代最著名最成功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则是没有疑问的。《轻重篇》讲的就是国家通过控制商品流通、生产和消费诸环节以求得经济均衡发展的学问。上面引述的话的大意是：
国家要根据物价的高低变化，来决定调节经济的政策。大抵每10年会有5年粮食丰收，5年歉收或平收。丰年粮食供给多，则物价低，政府要用没有实际使用价值的金银将多余的约30％的粮食从民间那里收来储存起来。这样，国家就掌握了大量的粮食储备，同时也不会有粮食丰收农民收入反而减少的情况发生，从而人为的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而当老百姓因为自然灾害的发生，粮食歉收而没有生活来源的时候，政府就要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和带有观景台和歌舞场地的花园，利用储存的粮食作为工钱，大量雇佣穷得连家里的猪仔和看家的狗都杀了来充饥的贫民。这样，修建豪华的享乐设施，并不是为了单纯享受，而是为了求得经济平衡发展的一种国家政策。
大约凯恩斯先生并没有看过这样高论，否则他定要引当年的mr.管仲为同道。因为他在他的大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这样写道：
例如人们宁肯接受通过政府举债的办法来办理失业救济，而不愿意政府负债投资于公益事业。仅仅是因为按照市场观念衡量，投资公益事业（以增加就业）的收益小于现行利率，所以人们觉得不合理不划算（然而政府负债作无偿的失业救济倒觉得合理了，划算了）。于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所有办法中，人们最能接受的，大约只有开采金矿了。虽然开采金矿，除了有耗费劳动力负效用外，并不能真正增加世界的真实财富。
假如财政部用旧瓶装满钞票，然后将其埋藏于废弃的煤矿中，再用废渣回填夯实。
然后把产钞区域的开采权出租给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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