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建设的投入来引导经济，就可以使我国基础产业部门和其它工业部门面临一个持续旺盛的需求，从而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并将正确的引导中国的基础产业结构趋向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从而使中国经济步入一个较有效的和更为实在的增长轨道。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所包括的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桥梁、发电站、输电网、邮电通讯、市政设施、水利设施等，过去和现在都是我国的经济实力的基础所在，对重大基础设施持续的大规模投入将长期带动直接相关的基础产业部门以及其它相关的产业群的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快速有效增长的最基本的动力。
第二产业是市场的工业部门，对于这个产业群，我国的决策机关主要是地方政府机关过去和现在对它倾注了太多的热情。热情本身不是坏事，太多了则要坏事。这里随便引用一段经济日报1997年1月22日的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注意产业趋同现象》，文章中写道：
“从本报对全国汽车工业布局散乱无序的报道看，各地盲目重复建设，产业趋同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实际上，不仅是汽车、自行车，而且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石油加工、化学纤维等产品，全国都有20－30个省市当成主要产品在生产，多数规模不大，技术档次几乎处于同一水平。这种分散和落后的生产布局，使各地形不成经济特色，既削弱了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又造成了过度的盲目竞争和资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这种产业重复和趋同的现象还在发展。据悉，在各省市最近制定的发展计划中，将汽车作为支柱产业的有22个，几乎都是整车厂；将电子工业列为支柱产业的有24个，发展重点又都是通讯设备、计算机、电子声像设备等；将化工作为支柱产业的有23个，大多以石化为重点。这样搞下去，很可能形成新一轮规模更大，投资更多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将会愈演愈烈，难以收拾。”
如果文章中描述的现象存在并持续发展的话，我国经济即使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这个速度中也将有相当程度的无效增长。而且这种经济中的无政府状态必将造成和加剧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在周期性波动的谷底，否定掉无效增长的部份。
而第三产业整个的就是画蛋和雕柴的产业。在一个只用少数人就可以生产出全社会所需要的物质产品的经济社会中，它的存在和迅速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第三产业就越发展。一个人能生产出四个人所需要的资料，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他的收入就是自己所能消费的物质资料的四倍。他当然可以在装饰豪华的高级餐厅消费一些800元一斤的鳖和鳖蛋，从而提供鳖和鳖蛋的生产者，藉此又换得了必须的物质资料，这也是市场机制下的形成的有力的分配手段。但现阶段如果人们拿了我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构成中的低比重来比较西方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构成中的高比例，由此得出结论我国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话，那是不正确的。这并非说第三产业不必要或不重要，而是第三产业的兴起和迅速发展，根源于高收入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个根源，片面去发展它是发展不起来的。而且，这整个的就是那支“看不见的手”的事。大致是不劳“政府之手”的大驾的。
正确的办法就是，政府逐步从市场的产业部门中退出。第四产业中用武之地宽阔得很，在中国，任你资金雄厚的政府，拳打脚踢十年也不会闹出什么重复建设来。
这样，政府一则通过兴建和管理第四产业来引导市场的产业部门群；二则通过中央银行对金融业的总量调控来调控民间产业群。
政府通过对第四产业的直接管理，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将会有力的带动经济增长。我们也许有必要设一个第四产业部，下设公共事业局，公共服务局，基础设施局，农村公共产业局，也许还要住房管理局等。以设计和规划第四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局也许应该增加一个新的职能，即如何才能把市场经济领域的国有资产转移到第四产业的领域里去。为此，我们也许需要将很多国有企业脱手，转让给民间拥有和经营。我们还应该有选择地鼓励民间资金和外资进入第四产业领域，使之有一个迅速的发展。
在传统的产业部门，政府逐步从其中撤步，不再直接下场踢球，而是专心致志的吹哨子，当执法裁判。我们也许不需要有化工部、纺织部或建设部，但我们应该有“市场之手”部，描述、规划和协调市场机制领域内产业的发展。当然，这只是形象言之，现有的部委，只要职能能够转换过来，也是可以的。
在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里，金融业是极其关键的产业部门，金融业必须商业化，在中央银行的总量调控下按照经济规律运作，使市场机制范畴的产业群趋向均衡。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重点要放在第四产业的发展上，要逐步直到完全的从追逐利润的市场运营中退步出来。中央政府应将各地发展第四产业的指标量化，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
九政府资金使用方向的经济影响
政府手里掌握的资金除了行政开支、国防开支以外，还掌握着几乎全部社会发展基金。这个社会发展基金的使用方向对经济有着重大影响。
现在考察政府手中的社会发展基金投向第四产业对经济的一般影响。
首先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通过投资第四产业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是总的影响。首先完全取消了财政资金对民间产业的挤出效应，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对民间产业产生良好的引导作用。即由于政府退出市场经济领域的产业，而使得有民间企业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政府在整个第四产业创造的有效需求，造成的市场扩大，为市场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政府不但不与民争利，而且为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民间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既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以私营企业为市场主体的经济能够运行，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以民间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由于没了政府这个角，市场经济这出戏就会唱不下去。
在中国现代经济以计划经济的形式发展的时期，由于处于短缺经济的时代，生产什么东西都不愁没人要，所谓“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那时的政府只要有资金，投入到什么行业都能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说是十拿九稳也不为过。但老皇历是翻不得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卖方市场逐渐变成了买方市场，短缺型经济变成了过剩型经济。这时政府在市场领域的投资并想要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十拿未必能有五稳。拿不稳，没拿稳，这在我国有一个专门术语，叫“交学费”。然而政府未必有这个权利，放着十拿九稳的事不做，拿纳税人的钱去交学费。在过剩型经济中，什么是十拿九稳的事呢？这不好说，但在中国，在十几年内，经营第四产业无疑就是十拿九稳的事。
太史公是个历史学家，但他对经济管理也是很有见地的，他认为政府管理经济的境界是：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之”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讲究的是纯粹的市场经济，政府无为而治。这是在当今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的经济模式。“利导之”、“教诲之”和“整齐之”都是现代经济中普遍使用的管理方法，“利导”讲的是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在现代经济的运用，“教诲”讲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整齐”则是法律对经济运行的规范作用。“与之争”，就是指的国家直接介入市场领域的产业部门，与民间企业同样争利于市，以追逐利润为目的，参与市场竞争。这种情况，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挤出效应”，就是说的政府投资于市场领域，将民间投资挤出了市场。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无疑是下策。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无疑有一个地方利益的问题。由此生出一个名词，叫做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利益当然是地方政府要考虑的，只是不要主义就对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指向以第四产业中的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是不是就会使其经济发展缓慢呢？
如果地方的财政支出用于搞企业，可以分两个时间段来考察其对地方经济的影响。
首先是建设时期，一般的说，基建项目的投资支出可以起到扩大总需求的作用。如果是技术密集型的项目，其中购买设备的资金所占的比重与技术的密集程度成正比。即如果项目的技术密集程度越高，该项目中用于购买设备的支出所占的比重就越大。由于技术先进的设备多为进口或东部沿海地区所生产，这对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小的行政区划单位是不利的。比如对一个以农业为其主要产业的县来说，一个1000万的基建项目搞下来，本地企业除了挣一些土建人工费，卖些砖砂石外，可能施工和材料、设备采购和安装的钱，都给外地挣了去，没有起到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再看项目建成后的投产经营时期。经营情况无非是盈利、持平和亏损三种情况。亏损将使地方财政背上一个大包袱，这是不待言的了。地方政府盲目上项目，结果造成巨额财政赤字，政府机关、学校和事业单位连发工资也困难的情况并不少见。持平，意味着地方能够得到税收，可能有一、二百人能够得到工资，折旧是是为了保持该企业的生产能力，在这里不考虑。如果得到的税收又投资新项目，如此循环不已，当地真正得到实惠的，也就是每个项目建成后领工资的几百人而已。盈利是最好的结果，但在现代经济中，竞争已经是全球性的，因而规模经济就是效益经济，如果不持续不断的投入，在竞争中败北也不是不可能的。
现在再看这1000万投向农村搞基础设施的情况。无疑，1000万的大部份将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所得。要在外地购买的设备和材料不多。因此，至少有一万人在他的不高的年收入上增加七、八百元的收入。对于年收入不上2000元的农民而言，七、八百元显然不是一个小数目。1000万的至少80％要在当地花费，很多消费就是当地的劳务和产品，循环几个来回后才会流出境外购买商品和劳务。这中间至少也有不下一、二百人在经商中得到过得去的收入，足以维持过得去的生活。政府当然也能得到税收，以维持它的行政开支。这是1000万元扩大总需求所起的作用。然后，总不能说花费1000万元建成的农业设施不会起到增产的作用吧。这增产的农产品恰逢其会，面临的是增收的有效购买力，地方财政和农民无疑都有实惠可得。
两个投资方向相比，按受惠的人次计算，地方投资某个企业项目也许要20年才能达到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的受惠人次。人们说德政、仁政，说了几千年。对地方政府而言，怎样才是惠及当地父老乡親的德政、仁政，难道不可以自己动脑筋去想一想吗。
如果政府在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时出于节约资金的考虑广泛发动农民义务投工，这实际上是用家庭婦女的方法管理经济。
这在一国经济的相当多的生产部门存在着大量闲置生产能力的时候，则是错误的。
这是因为，一，通过义务投工的搞农村基础设施工程而不付给农民的报酬，这实际上是对农民劳动付出的否定。二，农民通过义务投工造成的农产品产出的增加，并不等于对农民义务投入的劳动付出的价值的货币承认。与一般的认为恰恰相反，在存在着过剩生产能力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农产品产出的增加，仍然要作出对农民劳动付出的否定。这是因为，农民通过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无偿投入所获得的农产品产出的增加而导致的社会总供给的扩大，并没有不但在总量上而且在构成上相一致的总需求的扩大与之相适应。即农产品产出增加了，农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并没有扩大。因此，在一般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下降。“谷贱伤农”，农民的收入将不可能成比例的增加，所谓增产不增收。作为消费者，农民不只是消费农产品，他还要消费其它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然而他并不能换回比以前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实际上，由于剪刀差的扩大，他可能需要拿出更多的农产品去换回其它生活必需品。当然，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看上去，他可以消费比以前更多的农产品。但作为生产者，他生产的并不是一般的农产品，而是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定的农产品，他也需要到市场上去换其它的农产品。由于现金的短缺，实际上将阻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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