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很简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而是社会上每个人为追逐私利，追逐利润的动机所驱使，从而促使社会资源的配置从利润低的部门向利润高的部门转移，最终在经济的不断运行中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率，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内在比例的协调。而第四产业中都是利润很低或没有利润的产品或劳务，或者是容易被垄断而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损害的产业。所以，即使在一国经济中，第四产业的产品和劳务严重短缺，“看不见的手”也不能自动地把必要的资源配置到第四产业。因为这支“看不见的手”实乃是一支自私自利的手，在为社会为公众这样无利可图的领域，它是不肯揷“手”涉足的。这样，第四产业和其它产业之间的合理的比例关系在市场经济规律自发作用的基础上就无从实现。
作为利润低或没有利润的第四产业，并不能就说是不重要的产业。也许恰恰是因为其对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太重要了，才会弄得无利可图。总之，没有第四产业或第四产业办得太少、太差，整个经济就不可能正常运行，差不多的有利可图的产业或部门都可能会因为第四产业的短缺被搞得无利可图。这样，对现代经济来说，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产业同样是非常重要的，鱼和熊掌必须兼得，即便是古圣人的话也顾不得了，不能放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
然而，第四产业实际上有很大的利益，很大的利润。但这是对整个社会，对大多数人而言。它所产生的效益不能直接落实到某一经营者或生产者，也不能用通行于市场经济领域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而是全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能受益的产业，因此就只能由全社会、大多数人的代表机构──政府来办。于是，政府就有了兴办和管理第四产业以使全社会、大多数人受益，以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进行的职能。
在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也许不该有什么全民经济、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政府也许不该办企业，也许不该直接控制经济，但是它必须兴办和管理第四产业。同时它还必须办好和管好第四产业。办好和管理好第四产业是政府的本份，本份的事没有做好而去做其它的事，这叫做不务正业。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当包产到户的政策在农村取得很好的效果的时候，人们开始酝酿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一句“把包字请进城”概括了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后来这个“包”字直被引进了在现在看来是属于第四产业的领域，如学校、机关等部门。包是承包的意思，目的就是要赚钱。当盈利的动机一旦进入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的产业，弊病就出来了。随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包”字，也就完成了它的冲破陈旧观念的历史使命，被新的改革形式所取代了。
同时，第四产业本身又是政府调节和管理经济的基础。政府调节和管理经济，又不能对市场经济横加干预，那么拿什么去调节和管理经济呢？有第四产业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大致就可以无往而不利了。
二非市场经济领域的规则
说规则而不说规律，这是因为，这里的规律是市场经济规律的间接作用。即经济规律强制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表现形式，往往不是直接的和经济的。
说不是经济的，是说经济规律的作用在这里往往表现为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后果。
经济规律的调整经济，往往是以政治性的和社会性的形式进行调整的结果。
说它只是规则，是因为在这个经济领域，某种规律的作用往往只是通过领导个人的或机构意志表现出来，因而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
尽管如此，非市场经济领域的规则还是存在的。它是社会的意志机构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作出的经济决策的准则。今试表述如下：
政府在以法律和行政手段维护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使用恰当的非市场经济手段调整和引导市场经济从而整个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保持社会的基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的平等和和谐。
三有限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是讲究政府干预的。西方国家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制定的政府干预的调节经济的各种政措实施至今，效果是很明显的。最大的成效可以说就是作为一种危机性质的经济波动基本消失了。
然而凯恩斯主义存在着它的局限性。
第一、其赤字财政以创造需求的理论，只适合于生产能力大量过剩，社会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的经济社会，一般说来不适合短缺型经济。当然对处于短缺状况的一国经济而言，并非绝对不适合。如果国外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资源，其国内具备迅速吸引国外资金的经济机制和社会条件的话，也可以谨慎地进行扩大总需求的管理。
第二、凯恩斯的理论只对几个经济总量进行掌握和控制，追求的只是一个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关系，完全不涉及各个部门各个产业之间及其内部的平衡关系。这是很片面的。他的理论前提仍在市场经济机制能够自发的配置资源这个基础上。然而，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机制本身都不可能自发的向第四产业配置资源。于是，如果不分析各个产业之间及其内部的均衡关系，他的创造总需求的政策主张就只有在社会生产全面均衡过剩时这样一个大前提条件下才是正确的。
第三、这就有了一个新的命题，有效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将过剩的生产力转移到短缺的生产部门。这里说的过剩的生产力，不是社会生产能力的全面均衡过剩。事实上，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现代经济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均衡过剩是不可能存在的。在一个社会生产力全面均衡过剩的国家里，成为达到饱合程度的经济，不管怎样管理总需求，恐怕也不能有快速的增长。
第四、历史证明，一些实施凯恩斯政策取得成效的国家，其扩大总需求的资金取向，大抵都是历史性短缺的第四产业的生产部门。盲目扩大总需求的，伴随而来的，或者是通货膨胀，或者是更剧烈的经济波动。
第五、政府的扩大总需求的投资取向如果是第四产业，因为是私人或社会集团所不愿或不能投资的领域，一般说来不存在所谓挤出效应。如果是其它产业，因为是私人或曰市场投资领域，就极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
第六、凯恩斯通过“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个基本的心理规律，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总是有效需求不足。一般说来，三个心理规律是有的，但不是全部。
以中国经济而言，它有着很高的储蓄率。我们假设为30％，一般地说，这30％的货币实际上是不能存起来的，而是要通过银行再投入生产过程，创造产品和劳务。如果银行就此把这些货币放进银箱不动，真正的存起来。结果就是这个社会只有70％的有购买能力的需求，30％的生产力就得闲置起来。于是，产品过剩和失业的问题也就出来了。但是，银行没有那么傻，它把钱借给需要的人，并索取有利可图的利息。这样，凯恩斯就把问题解决了。借钱的人最终把30％的钱都花出去了，总需求和总供给也就平衡了。政府的任务就是通过财政金融手段保证把这30％花出。但凯恩斯认为银行家那里不是问题，他对银行家是放心的，银行家总是要把钱贷出去的。问题出在一是因为“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而使没有人去向银行家贷款，二是私人把货币放在手边不用。这样，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就萎缩，导致萧条和失业。
然而，如果我们把经济的运行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情况，人们把这30％存入银行，是要把消费推迟，即要在当前退出消费，而在年老退休或在其它情况需要用钱的时候又把它投入消费。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时段，既有年轻人存钱退出消费也有老年人取钱加入消费的情况，一般能达到某种平衡。所以，一个时段的储蓄率或存款余额就是人们实实在在要退出当前消费的凭据。这时借钱的人，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生活消费，而是为了投资消费以钱生钱，因为借钱用于生活消费最终是无法还钱的。
初初一看，借钱用于投资需求，也能达到凯恩斯管理总需求的目的，在一定条件下，也确实能够达到管理总需求的目的。问题是，存入银行的30％储蓄实际是要退出消费的，而这30％储蓄在投资者手里用于投资需求，最终还是可能要生产出消费品和劳务来。这样不是消费品和劳务的供给又大于有购买力的需求，生产又过剩了吗。这时，客观上有两个办法可以在一段时间解决问题。一是这个30％储蓄就在投资领域内循环，使生产资料的生产不断地自身膨胀，以实现所谓“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二是出口以扩大市场需求，因而能够扩大总需求。实际上西方国家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就是通过拓展世界市场来扩大总需求的。但出口总是要进口的，最终同样面临两大部类的选择。
相当大一部份社会发展资金在生产资料领域里循环膨胀，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为此，专门总结出了“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规律”作为理论依据。这样，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分配资源，将大量的资源投入生产资料生产领域，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投资需求自我循环的总需求。这个总需求是与总供给相平衡了，经济减少了波动，因而在一段时间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个平衡中的总需求与总供给各自的构成却未必就是经济发展内在所需要的构成。这样发展到一定程度，高速度就必然不能持续下去，而在这具有相当的产业规模的经济条件下，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因为大量的资源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中去了。而这时，再回过头来生产消费资料，其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的构成，就必须面临一个大的转变。这远不仅是资金的转移，大量已经形成的生产投资资料的生产能力，必须完全废弃或重新改造。实际上即是说，以前的高速度中相当多的百分比要作废，经济实际上仍然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前苏联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问题。在几十年中以高速度发展起来的有着相当大规模的国营经济，一夜之间要搞市场经济了，其经济基础的产业构成却与市场经济要求的构成相差很大，或者说，与社会总需求内在所要求的产业构成相差很大。一国的产业结构是物质性的，这种情况下要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只能在国家的控制下逐步的进行。基本原则就是要在转变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利用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使其在不形成大的损失的前提下逐步转化。这和德国战后的币制改革完全两样。人们往往把战后德国的币制改革当作自由市场成功的典范事例，然而当时的德国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而且德国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观念就是市场经济的，没有要转变的问题。而前苏联人面临的是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观念和几十年中形成的物质产业基础都需要转变的局面，那里是可以一夜之间就转得过来的呢？
无庸讳言，中国经济在八十年代面临的也是政府周期性的制造投资需求的局面。中央放开一个口子，各地蜂涌而上，都是搞基建项目的。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经济增长速度一时似乎很高。但一段时间后物资全面紧张，高速度再难以为继，被迫进行调整，大批基建项目下马。几年一平均下来，增长速度也就是10％上下，由于投资结构不合理及经济波动造成的浪费（大批在建的项目占用资源与建成项目不为社会需要造成的低效率的企业和闲置的生产能力），实际增长速度应该是低于10％。这与1993──1996年的10％上下的增长率是不可比的。
所以，正确的方法是，扩大总需求以求得总量平衡的管理最终只能落在产业的平衡上，通常是第四产业与其它产业的平衡上。这时的货币的管理只能是辅助的手段。
因为它并不能自动造成经济总量的真正均衡。
在中国这样的高储蓄率的国家，只有第四产业提供的大部份产品和劳务是不会过剩的，因为这方面的欠帐太多了。因此现在，我国在这方面的欠帐是一笔财富。政府投资的取向，货币供应管理的取向，都可以指向第四产业，在不必担心大的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四有效的经济增长和无效的经济增长
人们用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量化的经济指标。但经济增长率并不是一个能绝对说明一国经济之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的指标，它仍然有相反的两个方面：无效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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