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正所谓通古斯人之远祖，后文详论之。
五曰韩族 后汉时所谓马韩、辰韩、弁韩者，其东部为西汉时所谓辰国之遗，其西部是西汉时乐浪徼外之蛮族，并非一个单族的民族，三韩之南界，有与倭人混合之成分，“故有文身者”。大约此三部中，马韩较纯粹，故文化亦最低，“其北方近郡（乐浪带方）诸国，差晓礼俗”，以其汉化之故，“其远处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盖犹在其原来文化状态中也。其东之辰韩人，乃乐浪之秦人因乱避往与土著混合者，故其语言中不仅有燕齐名物，且有秦方语。辰韩之文化差高，亦较富庶，然服属于马韩人。辰韩人不得自立为王，须用马韩人为之。
此若干部落北与貊不同，全体虽是混合者，然当有一基本原素，故若干习俗虽较近于貊，而自有其独立之文化阶级。盖无大政治组织之农业部落，以其地理之形势，最便于接受海外及陆上之影响者也。
分析东夷之文化最可注意者两端：一此若干民族中之文化互异处，二彼等文化似中国处。
甲，生活状态 夫余、高句丽、沃沮、貊诸部人饮食皆用俎豆，与中国同，其居处皆城栅，虽（或）为大国，（夫余）或为部落（貊）要非游牧。此为历代东夷与北狄之绝对不同处。亦即东夷生活近于中国、别于朔漠部族之最要点。持此可知历代东夷，虽时与北部相混，究非一本一原，而东夷之与中国易于混同者以此。夫余、句丽、貊、沃沮皆是农业部族，其中仅夫余稍染游牧之习，高丽亦善用骑，此当与中国之改习骑射者同，或由其统治者本为骑牧之民，其人民大体固是城栅农业者也。此若干部族中似以貊之中国化为最著，不特用中国之生活状态，且染中国之禁忌，《后书》谓“东夷似中国人”，《魏志》又独系箕子之教于乐浪东部之纯粹貊部落中，明其中国化之显著。夫余、句骊本以民为基，然其汉化稍远者，以后来颇染胡俗，故略有变态耳。沃沮以地理之形势，不便发达文化，且北近于挹娄，夏日须避居，故文化不能不简陋。然以诸书所记测之，亦与句骊、貊为一体。
乙，习俗 凡是民之地，无论夫余、句骊与乐浪东部，皆以十月为成岁，盖农功既毕之节也。《尔雅》曰：“夏曰岁，殷曰祀，周曰年。”年者，其字形表秋收之义；祀者，每年祭天之礼；岁者，其农功之义尤显。民盖以岁功既成为节，亦诸夏之风。其染于俗之韩族亦然，以十月为祭天节，夫余更以殷正月（腊月）祭天，尤类秦俗。句骊以十月祭天之大会为东盟，此或是人相沿之旧号。
丧礼则《魏略》所记夫余之俗全与中国同（引见上文本书第八六叶）。沃沮之瓦悬椁，亦为今中国北方通用者（见本书九六叶）。其他可注意之习俗均释于前节所录史料，本文之下，今不重举。
古代人最重发饰，发饰之别竟是民族之别。中国人束发加冠，南蛮断发文身，北狄被发左袵。此一分布之形势在古代东北若合符然。最北之挹娄人，编发者也。中间之夫余、句骊、貊，用弁或帻，明其与中国大同。其南部之韩族，则“魁头露”。章怀太子注曰：“魁头，犹科头也，谓以发萦绕，成科结也。音计。”然则虽不编发，亦非弁冠，此事可供分别民族之资。
综合《后书》《魏志》所记，及上所标举之点，可得下列之断定：文化最高者为民诸部，其中乐浪东部之纯民最驯良，俨然华风。其北之夫余、句骊虽长于兵革，犹不失其民之基本素，夫余之若干习俗尤与相传之殷俗合，盖略变于胡，亦以近于中国之故，所受之中国化或更多也。三韩部落文化颇低，在组织（无大国）及生活（犹处土穴）上皆简略，然已至农业状态。其文化之稍进步处，皆秦汉人在乐浪者影响之也。文化最低者为挹娄，仍在石器时代，处土穴中。句骊以好洁著，挹娄以不洁闻，显非同类。至于挹娄人形似夫余者，盖以如此邻近之国，易有混合，其本非一系，可断言也。
上列数事既经辩解，可分求诸部之推迁矣。中国之殷代本自东北来（说详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其亡也向东北去（箕子之往朝鲜）。或与貊族有一密切关系。按之《诗经》，号貊人者，在西周春秋初犹有存于今河北省境及山东省东南境者。凡此遗民，以战国时文化之混同，秦汉时政治之一统，已化于中国人之冶炉中矣。其东北之貊人当即箕氏建国之所本，箕氏朝鲜或尚及于今鸭绿江以北，不徒以今大同江流域为本体。貊人之东向当予本地土著以大打击，所谓韩人，或即朝鲜半岛之土著，迫于貊人及燕秦势力而南保者。其中更合以自海上来自中国往各样之成分耳。箕氏朝鲜或不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若干封建的部落。卫满承之，收集汉人，威服四邻，所建国家之大，箕氏或未有也。按以箕准亡国后奔马韩而王之之形势，参以后来高丽高王李三朝皆起自北方之局，三韩之保守南端，或亦自北方退往者。
在朝鲜半岛中民族移动有自南向北之形势，在辽东徼外则有自西向东折而向南之形势。夫余句骊统治族之据地，盖自中国北边往者（说见前）。夫余传世数百年，为汉魏时东北最大之属国，未尝为中国患，亦未尝有大变动，至慕容氏起，然后失国，至高句骊兴，然后再亡。高句骊之高必与句骊为二词，《后书》有《高句骊传》，又有《句骊传》，《魏志》所记高句骊事皆在《后书·句骊传》中。且王莽改高句骊为下句骊，明高为形容词，冠于句骊之上者。推寻此意，当由于句骊有若干部落，其居山地者曰高句骊，以别于其他句骊诸部。且后来之高句骊国王曰高氏，更足明高之一字不与句骊为一词。汉武帝时，已平高句骊，故昭帝时玄菟西徙，以高句骊为郡治，所谓“去辽东千里”者，此之高句骊也。《后书》所记高句骊事，习俗部居而已，无寇边事，明其已在郡县之中。西汉末，其小水貊之一支独强，遂袭高句骊之旧号，此虽亦名高句骊，实与汉县非一事。此小水貊之高句骊后来逐渐发展，至隋唐遂为中国之劲敌。后高丽金富轼所著《三国史记》，以新罗、高句丽、百济建国皆在西汉末，其世系斑斑举列，按以高丽《好太王碑》所记，其说高句骊世系及史迹，当有所本，虽语言过夸，要亦国史之遗文，或传说之流遗者。金氏以高句丽始祖东明建国于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以《后书》所记句丽事皆系于《高句骊纪》，此亦足明东汉后所谓高句骊本是句骊之一部，非汉武置县之高句骊也。此小水貊之高句骊自后汉殇帝时即为辽东玄菟害，汉末尤强，公孙康、毌丘俭、慕容皝三次征伐之，大被创夷，然终未能遏其兴起。
乐浪东部之貊，在汉武时为临屯郡，昭帝以后并入乐浪郡，所谓东部都尉领东七县也[七县中兼有沃沮（夫租）县]。后汉光武时许其自治，然“四时朝谒，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之如民”，犹是徼内也。
沃沮之地，西隔大山，东滨大海，成一南北修长之条，故自成南北部落之分。所谓沃沮者，《满洲源流考》以为即满洲语之窝集，其言云：“今自长白山附近，东至海边，北接乌拉黑龙江西，至俄罗斯，丛林密树，绵亘其间。魏毌丘俭讨高丽，绝沃沮千余里，到肃慎南界，则沃沮者，实即今之窝集。”（按，窝集，满洲语森林也。）沃沮为分散之部落，不成一国家。南沃沮初为玄菟郡治，后属乐浪东部都尉，北沃沮则困于挹娄人，至于“每夏辄藏于岩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困可知。后汉时已如此，果也至南北朝时（或晋时已然）挹娄人已兼并沃沮而袭其名矣。《魏书》《北史》所谓勿吉，一作靺鞨者，其地望大体当《后书》《魏志》所谓南沃沮及挹娄，其名称则沃沮、勿吉、靺鞨，显然为一声之转，于是沃沮乃不见于史书，而靺鞨入唐为强国焉。此等“以牛易马”之史实甚多，忽之每致不得要领。挹娄之为肃慎者，今日殊不能知史家果何所凭藉而作是语，或以其用石矢巨弓，出自东北远方，而“稽古”以定此名，亦未可定。然此等部落文化极低，未必从汉人稽古建号之习，而肃慎一词，却在被一带流行至于后世，宋时所谓女真，明时所谓珠申（建州自号其民之称，见《满洲源流考》），皆肃慎之声转，是则不可遽以“挹娄古肃慎也”一语为中国史家所造矣。《左传》记周王述其祖烈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如是，则肃慎必近在今辽西或滦河一带，然箕氏建国，以貊为本，《后书》《魏志》皆暗示此义，而汉时族溥居于今辽宁省东部、吉林省大部，或北及黑龙江省南端，在朝鲜更居东部，此貊之民以其生活习俗又可决定其决非出自瀚海原为游牧族者。果西周初诸夏与挹娄之前世肃慎接壤，则后来横断二者间之貊族原非土著可知，此貊族又何自来乎？貊族与挹娄非同族，又显然记之于诸史。然则挹娄是否即“古肃慎之国”，只好阙疑。今更将名词传变图之如下：
辰国政治情形在西汉时者无可考。其地当朝鲜半岛之南端，一切在朝鲜北部及辽外之民族被迫于后起之部族者，势必群集于此，更无路可走，而海上又可有若干部民来住，倭人来此最便，然不仅倭人已也。是辰国本是一大混合场，或以文化较低于貊之朝鲜半岛原始民族为其基本耳。箕准于亡国之后袭此地而王之，不久旋灭。马韩部落特强，辰韩文化最高，然莫能抗马韩，故但以马韩人为王焉。自新罗崛起，然后辰韩之部族始大，既不服属于马韩（百济），更北袭人，与高句骊拮抗。此新罗者，在魏曰斯卢，为辰韩十二国之一（见《魏志》），在刘宋始曰新罗。《北史》云：“或称魏将毌丘俭讨高丽，破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有留者，遂为新罗，亦曰斯卢。其人辩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初附庸于百济，百济征高丽，不堪戎役，后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焉。”其先辰韩之混合既如彼，其后新罗之混合又如此，实不成一种族。然隋唐之世，新罗独能事大，故高丽、百济以抗中国而丧国迁遗，新罗以事唐之故，独能为中国外臣，不亡于倭，而保世滋大。唐高宗后，武氏篡国，东方照顾不及，新罗乃得特殊之宠异。而安史之乱，中国与东方之陆路交通绝，新罗乃得据有半岛之大部分。至五季时，始改历数于后高丽朝之王建。高丽、新罗、百济三国中，新罗之强大最后，然《三国史记》《东国通鉴》皆以新罗建国为最早者，盖新罗独不亡于唐，半岛之古史材料传自新罗，故新罗人得饰造其词也。[此虽饰造，然必有一部分依据传说，不可一笔抹杀之。若《三国史记·新罗记》初数卷所载日食等，必是依《春秋》而妄造。梁时彼尚“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见《梁书》），其登梁朝，亦凭百济使臣，焉能记日食于汉代首？《三国史记》之材料，必经辨析，然后可用也。]
马韩初为辰国之统治者，其后百济亦以武力著。百济本马韩列国之一（见《魏志》）。其名据《好太王碑》当作百残，其作百济者，汉土文书之假借。《北史》释百济来原及名号云：“东明之后有仇台，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子，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百济既非本字，此说当不可通。按《魏志》，辰韩“有似秦人……名乐浪人为阿残。东方人名我为阿，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然则所谓百济者，其谓乐浪百户南徙之邑乎？此说如可信，则百济王之出于夫余，更无可怪。盖本是乐浪流寓者，故能自北至南。否则百济于仇台（自仇台始皆以夫余为氏）建国时，中国人之势力未衰，乐浪郡之统治犹壮，且正值公孙氏雄海东而置带方郡时，出自夫余之人何路远越汉郡而至马韩乎？《三国史记》所记三国先世，盖将中国史籍及本邦后世之粗记与传说混为一事者，金富轼实未造伪史，然其所凭之本土材料非汉籍之比也。或曰，百济在晋末魏初，曾越海而据辽西一带，南朝诸史多以百济本在辽东，与高句骊比邻，《魏书》且以为“北去高句骊千里，甚矣其疏也！”（按百济据辽西事，殊费索解。辽西疆域经前燕、前秦、后燕、北燕四国，皆为燕之本土，百济焉能越海据之。此当是南朝史臣不解东北地理而误，而魏收藏书之无稽，亦不足论也。）百济在唐高宗时，以联倭为唐所灭，唐将刘仁轨尽歼日本舟师于白江，百济遂夷（参看唐平百济碑，《海东金石苑》卷一）。
上节所说如不误，则今人（日本人犹甚）谓古代东北及朝鲜为通古斯人所居者，实毫无凭藉之论也。自挹娄诸部扩张疆土转号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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