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所以他作的《古风诗》五十九首，开口便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又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是他论诗的大主张。又从他今存的诗的形式上看，古诗占十分之九以上，律诗不到十分之一，五律尚有七十馀首，七律只有十首，而内中且有一首止六句。《凤凰台》《鹦鹉洲》二诗，都效崔颢《黄鹤楼》诗。然《黄鹤楼》诗也非律诗，因为只收古诗的《唐文粹》中亦把此诗收入。自从沈约以后，作诗偏重外表，太白很不满意这种趋向，乃推翻今体而复古诗，（指建安时的诗）而且在他《古风》内，可以找出很多不同的来源。因为太白的才气大，分别学古人，又能还出古人的本来面目。他的五古学刘桢，往往又阑入阮籍，七古学鲍照与吴均，五古山水诗又学谢朓，以下的便看不上了。可是魏晋人作诗，多成一色，如陶阮之单笔，颜谢之复笔。惟太白之诗，却不一色。七古多单笔，五古描写诗多复笔。或人反诘道：“太白诗既是复古，何以诗中乐府占多数，至一百一十五首？”杜甫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阴不是陈人吗？不过我可回答说：凡是反对那种风气之人，其于那种风气，必有极深的研究。太白对于梁陈以来的诗风很有研究，所以才觉不满意而欲复建安之古。故李阳冰说：“唐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青莲而大变，扫尽无馀。”这是真知李白的人之言！
李守著诗的范围，杜则抉破藩篱。李用古人成意，杜用当时现事。李虽间用复笔，而好处则在单笔；杜的好处全在排偶。李之体有选择，故古多律少；杜诗无选择，只讲变化，故律体与排偶多。李诗声调很谐美，杜则多用拗体。李诗重意，无奇字新句，杜诗则语惊人。李尚守文学范围，杜则受散文化与历史化。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作个结束，谓成家；从子美开首，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可云开派。杜甫所走之路，似较李白为新阐，故历代的徒弟更多。总而言之，李白是唐代诗人复古的健将，杜甫是革新的先锋。
《论唐人七绝》 上品，左拾遗李白。翰林天才英丽，其辞放逸，飘然有超世之心。《白帝》之作，风规见矣。《赠汪伦》一绝，亦不失高唱也。
《白话文学史》 李白的乐府有种种不同的风格。有些是很颓放的，很悲观的醉歌，……有些是很美的艳歌，……有些是很飘逸奇特的游仙诗，……有些是很沉痛的议论诗，……有些是客观地试作民歌，……有些却又是个人的离愁别恨。……
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他的特别长处有三点。第一，乐府本来起于民间，而文人受了六朝浮华文体的馀毒，往往不敢充分用民间的语言与风趣。李白认清了文学的趋势，……他是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的，所以他大胆地运用民间的语言，容纳民歌的风格，很少雕饰，最近自然。第二，别人作乐府歌辞，往往先存了求功名科第的念头；李白却始终是一匹不受羁勒的骏马，奔放自由……故能充分发挥诗体解放的趋势，为后人开不少生路。第三，开元天宝的诗人作乐府，往往勉强作壮语，说大话；仔细分析起来，其实很单调，很少个性的表现。李白的乐府有时是酒后放歌，有时是离筵别曲，有时是发议论，有时是颂赞山水，有时上天下地作神仙语，有时描摹小儿女情态，体贴入微，这种多方面的尝试，便使乐府歌辞的势力侵入诗的种种方面。西汉以来无数民歌的解放的作用与影响，到此才算大成功。
然而李白究竟是一个山林隐士。他是个出世之士，贺知章所谓“天上谪仙人”。……他的高傲，他的狂放，他的飘逸的想象，他的游山玩水，他的隐居修道，他的迷信符箓，处处都表示他的出世的态度。……这种态度与人间生活相距太远了。……乐府歌辞本来从民间来，本来是歌唱民间生活的；到了李白手里，竟飞上天去了。……我们凡夫俗子终不免自惭形秽，终觉得他歌唱的不是我们的歌唱。他在云雾里嘲笑那瘦诗人杜甫，然而我们终觉得杜甫能了解我们，我们也能了解杜甫。杜甫是我们的诗人，而李白则终于是“天上谪仙人”而已。
…………
李白的诗也很多歌咏自然的。他是个山林隐士。爱自由自适，足迹遍游许多名山，故有许多吟咏山水之作。他的天才高，见解也高，真能欣赏自然的美，而文笔又恣肆自由，不受骈偶体的束缚，故他的成绩往往较那一般有意做山水诗的人更好。
《全唐诗》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相，餔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适。既至而适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沂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
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称为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
《扪虱新语》 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世传以为戏。然文中要自有诗，诗中要自有文，相生法也。文中有诗，则句语精确；诗中有文，则词调流畅。
傅若金曰：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诗自为一体，子美学优才赡，故其诗兼备众体。
《诗薮》 自少陵绝句对结，诗家率以半律讥之。然绝句自有此体，特杜非当行耳。如岑参《凯歌》“丈夫鹊印摇边日，大将龙旗掣海云”，“排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等句，皆雄浑高华，后世咸所取法，即半律何伤？若杜审言“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则词竭意尽，虽对犹不对也。
杜之律，李之绝，皆天授神诣，然杜以律为绝，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等句，本七言律壮语，而以为绝句，则断锦裂缯类也。……
王世贞曰：子美晚年诗，信口冲倡，啼笑雅俗，皆中音律，更不宜以清空流丽，风韵姿态求之。但后人效颦，便学一种生涩险拗之体，所谓不画人物而画鬼魅者矣。
王世懋曰：今人作诗必入故事。有持清虚之说者，谓盛唐诗即景造意，何尝有此？是则然矣。然亦一家之言，未尽古今之变也。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语，然不能入经语。谢灵运出而易辞庄语无所不为用矣。剪裁之妙，千古为宗，又一变也。中间何庾加工，沈宋增丽，而变态未极，七言犹以闲雅为致。杜工部出，而百家稗官，都作雅音，马勃牛溲，咸成逸致，于是诗之变极矣。子美之后，而欲令人毁靓妆，张空拳，以当市肆万人之观，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繁盛。然病不在故事，顾所以用之如何耳。善使故事者，勿为故事所使。
屠隆曰：……（即前屠纬真文集诸语）……或又谓唐人惟少陵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其最可喜者，不讳粗硬，不讳朴野。余谓老杜大家，言其兼雅俗文质，无所不有，是矣。乃其所以擅场当时，称雄百代者，则多得之悲壮瑰丽，沉郁顿挫。至其不避粗硬，不讳朴野，固云无所不有，亦其资性则然。老杜所称擅场，正不在此。
《黄生杜诗说》 杜公近体分二种：有极意经营者，有不烦绳削者。极意经营，则自破万卷中来，不烦绳削，斯真下笔有神助矣。夔州以前，夔州以后，二种并具。乃山谷、晦翁偏有所主，不知果以何者拟杜之心神也。
《唐诗别裁集》 少陵诗阳开阴阖，雷动风飞。任举一句一节，无不见此老面目。在盛唐中允推大家。
少陵五言长篇，意本连属，而学问博，力量大，转接无痕，莫测端倪，转似不连属者。千古以来，让渠独步。
唐人诗原本《离骚》《文选》，老杜独能驱策经史，不第以诗大目之。
少陵七言古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巨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别于盛唐诸家，独称大宗。
太白以高胜，少陵以大胜，执金鼓而抗颜行，后人那能鼎足！
杜甫近体，气局阔大，使事典切。而人所不及处，尤错综任意，寓变化于严整之中，斯足凌轹千古。
杜七言律有不可及者四：学之博也，才之大也，气之盛也，格之变也。五色藻绩，八音和鸣，后人如何仿佛！
王摩诘七言律风格最高，复晓远韵，为唐代正宗。然遇杜《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篇，恐乎其后。以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也。
中有疏宕一体，实为宋元人滥觞，才大自无所不见也。然学杜者不应从此种入。
凡名家诗有名句可采……杜诗议论正，器局高，却无名句可采。所以彦恢高氏（棅）独列为大家。
五言长律，陈、杜（审言）、沈、宋，简老为宗。燕（张说）许（颋苏）曲江（张九龄），诣崇典硕。老杜出而推扩之，精力围聚，气象光昌，极人间之伟丽。后有作者，莫能为役。
少陵绝句，直抒胸臆，自是大家气度；然以为正声，则未也。宋人不善学之，往往流于粗率。夫谓学杜须从绝句入，真欺人语。
《说诗晬语》 苏李十九首，五言最胜，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要其感时伤乱，忧黎元，希稷卨，生平抱负，悉流露于楮墨间，诗之变，情之正也。宜新宁高氏（ ）别为大家。
王维，李颀，崔曙，张谓，高适，岑参诸人，品格既高，复饶远韵，故为正声。老杜以宏才卓识，盛气大力胜之。读《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不废议论，不弃藻绩，笼盖宇宙，铿戛韶钧，而纵横出没中，复含酝藉微远之致，目为大成。非虚语也。明嘉隆诸子，转尊李颀，钟（惺）谭（元春）于杜律中转斥《秋兴》诸篇，而推“南极老人自有星”几章，何啻啽呓！
潘承松《杜诗偶评凡例》 夔州以后诗，黄鲁直盛称，朱子比之扫残毫颖。谓众人见鲁直说好也说好，直是矮人看场。盖其生硬颓秃处，不碍其为大家。然不善学者专于此中求杜，恐失杜诗之真也。
七言近体，夔州后尤工，如《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等篇，所云“老去渐于诗律细”也。此又不可一例。
《论唐人七绝》 中品，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少陵绝句，非其所长。唯《赠花卿》与《江南逢李龟年》二首，音调悲壮，实旷代高手。其他诸什，未能称是。且质重不文，微伤浅露，故以附中品。
《白话文学史》 八世纪中叶，（七五五）安禄山造反。……这次大乱来的突兀，惊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梦。……时代换了，文学也变了。八世纪下半的文学与八世纪上半截然不同了。最不同之点就是那严肃的态度与深沉的见解。文学不仅是应试与应制的玩意儿了，也不仅是仿作乐府歌词供教坊乐工歌妓的歌唱或贵人公主的娱乐了，也不仅是勉强作壮语或勉强说大话，想象从军的辛苦或神仙的境界了。八世纪下半以后，伟人作家的文学要能表现人生——不是那想象的人生，是那实在的人生：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
向来论唐诗的人都不曾明白这个重要的区别。他们只会笼统地夸说盛唐，却不知道开元、天宝的诗人与天宝以后的诗人，有根本上的大不同。开元、天宝是盛世，是太平世；故这个时代的文学只是歌舞升平的文学，内容是浪漫的，意境是做作的。八世纪中叶以后社会是个乱离的社会；故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呼号愁苦的文学，是痛定思痛的文学，内容是写实的，意境是真实的。
这个时代已不是乐府歌词时代了。乐府歌词只是一种训练，一种引诱，一种解放。天宝以后的诗人从这种训练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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