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文化的以至自然的草芽“迟迟不肯返青”呢!有此等文化与心理的环境,必有此等知识分子的人格要素。对这些要素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贯穿整个《鹿回头》系列中篇(《阳界》是其第二部)的主人公索泓一是这人格的典型。他具有正常人的一切本能,并有实现本能慾望的各种能力。这与张贤亮笔下的那个因长期的禁闭而失去了功能的章永璘是根本不同的。索泓一像通常知识分子那样,偷偷地爱羡着生活,紧紧舔舐着生活所能提供的微不足道的温热。他甚至冒着自己的逃犯案底被揭露的危险,和饱受摧残的地主的孙女蔡桂凤结成了一夜的露夫妻。这种能力和质朴显然都是章永璘所不具备的。但是,当蔡桂凤出于和他进一步结合的愿望而让他陪同自己“深入虎穴”时,索泓一却退缩了,因为他害怕那只掌握自己命运的大手因怀疑他的动机而毁掉他的一线生机。
索泓一受到时代的毒化,“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成了他的生活信条,成了他的第二本能。其结果是他对生活孜孜以求的同时,却又怀有一种泯灭不掉的恐惧感。那女货郎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并以自己美丽的躯招引他,以动人心弦的同病相怜敲击他,但他却总是畏畏缩缩,仿佛中大地上布满了雷管,稍一不慎,踩上就会身败名裂。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最起码信任的年代,每个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替别人挖陷阱,这反过来也就恰好构成了自身的坟墓。这一严酷的现实,泯灭了高贵的意志和创造的冲动;这一社会自杀机制专门拣选残渣以为宝物,专门制作杀人狂以为生命的精华。其结果是造就了一大堆没有灵魂的行动者和一小撮有灵魂的“瘫痪人”。而后者,恰恰是流落在文化荒漠中的知识分子人格。
现代人当……
[续附录二:大墙文学的得失与风泪眼>的新探索上一小节]然是有理的,特别当他暂时离了群狂热而面对自己或上帝的时候。但这理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能丧失的,特别当他受到非理的生活压力的时候。道德哲学的功能,正是在个人的理状态和群的非理状态之间,架起一座桥,让前者注入后者,也让后者兼容前者。
生活随时随地可以告诉人们,凡事是不能无限制地(以道德哲学去)追问“为什么”的。一味拿哲学来指挥生活,生活就不可避免地变得僵硬和荒诞起来。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路。生活和哲学在本质上原属两个互补的范畴。既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互相取消。让生活服从哲学正如哲学服从生活一样,是灾难的,是通向社会贫困和精神贫困的滑坡之路。
来自另一时代或另一社会的某位观察家,或许会把《阳界》中的索泓一看成一个道德上的完人,至少是楷模,他竟有了柳下惠式的高风亮节,仿佛他和那女子的结合,完全不是出于本能的肉冲动,而是出自一种高贵的怜悯,出于一种对“人”的无限追思,出于对“两个时代的不幸儿,如胶似漆地搂抱在一起”的那种可以谅解的情慾。但昂贵的道德神话毕竟不是廉价的社会现实。稍有经验的人们都知道,在那个以头脑立地的时代,那道德检查官的声音并不是行为者内生的,而是从外面强行灌输出来的。这正如一个魔鬼附的人在受到巫师催眠时被要求做了某事,这事十分荒唐,原本不该责怪这个受害者。但使人惊异的是,这位受害者从催眠状态苏醒过来知道了自己的行为后,却非要找出种种道德理由不可,以为那件不得已的事大力辩解。他千辛万苦地从哲学书籍上找了千百条理由,但唯独没有找出那条最根本的理由:他在催眠状态中身不由己地接受了别人的指令。
不仅如此,他还把那指令给圣化了,以便粉饰自己的无能为力。这是为奴辩护,这是在美化被奴役者的同时美化了那种奴役人的势力。
自责的人并不等于自重的人,因为他是根据外在指令责备自己的,而非听从内在良知的召唤。也即,自责在此仅是迫于功利上的需求而非源于自身天。因此那自责的源泉必是外在的权威,是对这权威抱有阿谀奉承的积习。
这种人格,并非坚定的自持,而是“与世推移”的。因此当冥婚的消息被泄露,“县里”派人来追究此事时,胡老爹的儿子以阳谷这特富现代彩的桃花源至高无上的管理人身分指示他写作一份虚假的情况汇报时,这时索泓一却狐疑起来。结果又把已经编得完美无缺的情况汇报给撕掉了。这可是个阶级立场的问题。其实则不然,这不过是对权威的畏惧又深了一层,是对那比之令他编造假材料的胡栓更大的权威——“县里”——的畏惧。这活画出了一个毫无自重的人格。这活画向人痛苦地揭示出:对一种业已定型的阿谀奉承的人格来说,是随时随地可以为自己屈从权威的无原则行为找到一种高级辩护的。重要的不是谴责,而是分析:人若陷在这一片混饨的环境中,他又从何得以自重呢?
有人说,中人很久没有绝望感了,正如中人很久没有宗教感了。这不无道理。这种现代民在索泓一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读了索泓一的故事,人们不得不惊叹他韧的生活本能。那种被虔诚的佛教徒所唾弃的东西,那种被叔本华式的论理之鞭剥析得丑陋不堪的原慾,在索泓一身上是多么顽强啊!索泓一的慾望是琐屑的,希望是琐屑的,如果说他也有梦想的话,那梦想又何尝不是琐屑的呢!他的灵魂全部余息无非是在追寻一个平常人的普普通通的生活而已。这种世俗的温热,构成了索泓一精神世界的焦点。他只不过力图逃避苦难而已。他是在消灾免祸,而不是征服苦难。这种琐屑的生活态度,反过来就构成了他恰恰无法逃离苦境的一个宿命羁绊。那苦难仿佛在他身上生了根,又仿佛影子般——你逃得越快,他就追得越快,而当你疲惫无力时,他也仿佛在迟步跚跚。这影子与人的关系太富于戏剧了,你要离开它,只有两种方式:要么倒卧在地,要么飞升在天。而这两种不寻常的感觉,即绝望感与宗教感,都不是索泓一拥有的。索泓一式的知识分子,就只能徘徊在枯涸的现代冬野上,被命运拖着走。
这是一类兔型人格。读完《阳界》全篇,就发现该作品启始所写的那场黑雕与狡兔间的惊险角逐,原来意韵颇深。兔子以其随机应变摆了凶禽的捕杀,在惶惶不可终日的亡命者看,这就是绝大的胜利了。兔子的形象陡然高大了起来:“我还不如一只兔子!‘兔子——兔子’山峦响起悠远的回声。”随着这回声的催眠力,兔子作为一个角模仿的对象被确立起来,兔型人格实现了,兔神崇拜发生了。
兔型人格是只知趋避而不知自重的,更不会反击的。他最多只是以逃避、怠工,以“消极抵抗”去完成自诩的反抗而已。窟和逃生之路,成了他的骄傲与谦逊,成了他崇拜兔神的献礼台。
以趋利避害为最高指示的生活原则,在形成“索泓一——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过程中是支配的。在一个丧失了基本的游戏规则、纯以生物(即列宁所说的那种推动历史发展的“恶的情慾”)来决定社会形势的年代,这也许不失为一种“适应”。《阳界》在确立了免神权威后,紧接着描写的那段黑雕与逃犯之间的对峙,实际上正是通过生物(吃掉黑雕的慾望)和人的残存的文化教养(束缚索泓一发挥潜力去击杀黑雕)之间的抗衡。最后还是另一种生物(黑雕的求生慾)对文化(使索泓一软弱的后天教养)的胜利。无怪那犯了思想罪的逃犯最后竟那样鄙弃自己,而在兔神崇拜的精神族流中沉没了下去。这种生物的适应对社会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极不利的。这不是悲剧,至少不是鲁迅所说的那种“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古典悲剧;这是一幕怪剧,一出现代荒诞剧,一个以其无边的混沌窒息着我们灵魂的“阳界”。
不走出这兔型人格的囚笼,不消弥兔神崇拜的余孽,新文化的诞生就只是一句空话。
不信,就请看一看索泓一与蔡桂凤怀上的那个不幸的孩子吧——他(或她)永远没有缘分睹一眼青天、吸一口新风。他夭亡在母的屈辱和父的退缩之中。这个象征是惨痛的、怵目惊心的而且意味深长。索泓一走了。他能逃亡于天地之间吗?他的可能的后代,有幸比他获得更多的安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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