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颂》者不通经，不害为礼官；能记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亦典乐。迨夫曹褒之在东都制定礼乐次序，其事为百五十篇。肃宗乃以众论不一，议《礼》之家，名为聚讼，遂寝不行。郑康成注《仪礼》等记，书有驳有难，通人颇讽（一作“讥”）其繁。是岂通其经、言其义者适所以为病？武帝尊《公羊》，宣帝兴《谷梁》，一时诸儒并论，或从《公羊》，或从《谷梁》。《左氏》最后出。刘歆遗书太常，欲以求助，乃反得讪。然则《公》、《谷》之立，《左氏》之难兴，岂时君各有好尚，或诸儒之论党同伐异，遂有去取之殊云云。发策词赋之士如此，然犹可以臆对，盖赋题出天子，大采朝日已为不恕，盖无复类书之可寻，故策问微恕，意欲使词赋者稍知传注之学，及首篇问目云。博物洽闻，儒者所尚已。防风专车之巨骨，肃谨氏苦矢之方，非圣人孰能辨之？对神雀五采之来集，有以在岐周为证者；问建章千门之制度，有以能画地成图应答如流者。然则博物君子，何世无其人乎？故西都著作之庭，必聚闻见殚洽之彦。唐正元取士之目，兼设博通《坟》、《典》之科，此有国者所赖以崇饰文治，其在是欤云云。今日韦布之士以科目应诏者，类多溺于虚诞之习，初无根柢之学，试历考前代所谓博洽之儒有见于世者，与诸君共评之。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一时共成帝业者，皆武力功臣，而能安刘氏，乃在于重厚少文之人。是岂在上者未知崇儒，而博洽之士未之闻乎？及武帝之世，详延文学，儒者以百数，班氏所称博物洽闻、通达古今，不过数人而已。是时制度多阙，诸儒议封禅之事，及得精于诵读者，其制始定，而固独以儒雅称之。岂雅为博洽之异名乎？东都之儒，有著《周易》、《尚书》、《毛诗》、《仪礼》、《论语》、《孝经》及《毛诗》诸驳，见称洽熟，有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周官解故》行于世者，范晔不敢列于《儒林》。岂其博通经学，非以一艺自著，与专门名家不同而然与？唐贞观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与论天下事。开元相望史学尤盛，有以功业显显著见者，末易枚举。其间能辨古铜器知为阮咸初作，请《左氏春秋》之疑，能言三家七穆之不差，亦可谓博古矣。然考其人，或以类礼而作五难，或仅能论胡乐之乱雅，他无建明。岂所学不充所用耶？在唐之前，又有博学多通号为“武库”者，能处军国之要计无遗矣，其智识为何如？见谓书淫，坚守其志，不从辟召，而乃无意斯世，又果何所见耶？唐史臣品藻诸儒书，专于记习，他无大事业，则次《儒学篇》，乃举天下一之于仁义归于儒，为宰辅所当为者。则今日欲得实才，必当出于博洽者，其止于诵习而已乎？抑为经史学乎？至第三问目，犹问左氏述虞人之箴，与兰台漆书之经，与《金鉴》序于贞观，《连屏》作于元和，《大训》、《帝范》、《衡》、《君臣》、《刑政箴》、《太医》等箴，固已兼制科宏词于问目，宜多士之不能涉笔也。中是选者，前二名莫子能（后作“子纯”，未知孰是）、邹应龙（一作“乾”）。莫已有官，易居邹下。子纯该洽之士，真足备制科宏词之选已。自岁主司自翥以下，曰倪思、刘德秀，策问指安刘氏者乃重厚少文之人，盖阴誉胄云。先是，台臣（一作“朝廷”）击伪学榜朝堂，未几，张贵谟指论《太极图说》之非，翥、思、德秀在省闱论文弊，复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未能丕变，乞将《语录》之类并行除毁。是科取士，稍涉义理者悉见黜落。叶、刘俱附韩，策问非文节所为也。文节于韩、赵皆无所附。翥为长，当出首篇，士愕莫知对。子纯以小纸帖所出于柱间，士皆感之。是时举子不事记诵，专习于空虚之谈。若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争鸣”之语，转相换（一作“模”）写，世之识者固已患之。时适值党议之兴，而士之遭黜者往往以为朝廷不取义理之文，得以藉口矣。当时场屋媚时好者，至攻排程氏，斥其名于策云。
○嘉泰制词庆元党论之兴，中书舍人陈傅良追削家居。嘉泰会赦，复官予祠。制词曰：“日者宗相当国，凶愎自用，论者指为大奸似矣。盍亦考其所以然，盖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恶。而一时士大夫（一作“大夫士”）逐臭附炎，几有二王、刘、李之号，朕甚悯之。”其词盖皆顺时好，指赵忠定汝愚也《愧郯》（一有“亦”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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