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传之以诗书，积之以岁月。若此者，纵未能乘楂而探河源，其与向绝潢断港而觅泛海之径者，不可同年而语矣。
——右源流一则
文章本以明道记事也，而非有法度以佐之，非有文采以饰之，则不可传于后世。古之作者，殆兼此两美。书法亦然。书之用，在指事象形，各通其义而已。然法度不可废，神采不可失。古人残碑断碣，存者宝之，一点一画，手泽之意形乎其间，慨慕咨嗟，如见古人。如欲见古人之人惟恐不得，秾纤肥瘠，在所不计，惟其法度存焉尔。雨淋日炙，神采焕然，士君子爱玩之极，至终身与俱，往往死生以之，其传流有绪更无论矣。锺太傅临正考父鼎铭，凡二十一字，为上古法书第一。初，太傅之于书也，师胡昭学书十有六年，复从刘德昇入抱犊山有年，后与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议用笔法，抑何勤也，其精神气魄，有足以传于后而显于时也。右军自称，当与太傅抗衡，其功力亦有大过人者。渡江至会稽，已有终焉之志，则静定之学可想见焉。兰亭稿本，倾动侯王，临摹千百，谁能似之？曾见学士家跋云：惠风和畅，和从日，乃以转笔作实笔，剞劂之讹也。此语良是。末复缀一语云：日照禾气之和，和可从日。则大谬矣。无识者谓是高曾矩矱，临池者复据为左证，岂不异哉！大率古人于诗，亦有误用者，有改字者，尚不可学，况书法乎！如李颀游襄阳山诗：应醉习家塘。以习池改为习塘。李嘉祐赠韩侍郎诗：图画风流似伯康。以韩伯休为伯康。王右丞诗：卫青不败由天幸。以霍去病为青。孟襄阳诗：归田羡子平。以平子为子平。刘希夷诗：为云为雨楚襄王。以楚怀王为襄王。孙逖诗：芳树有桃樱。以樱桃为桃樱。杜牧诗：甘罗昔作秦丞相。以甘茂为甘罗。牛凤及温洛应制诗：六羽警瑶溪。以瑶池改瑶溪。东坡退圃诗：一钩归钓束头鳊。以束项为束头。又石建：方欣洗窬厕。以厕窬为窬厕。黄涪翁诗：乐羊终愧秦巴西。以西巴为巴西。若此类，虽公权三步之才，未足凭耳。因论学书法度而及之。
——右法度一则
余言书为六艺之一，亦曰是不可不习而已。树帜榕坛者，互相标榜，往往有户屦常满，其人毅然自信为千秋之盛业。然求其识子母，别音义，如视诸掌者，抑亦罕焉。古有尉律，所以敕小学也。学童十七以上，试籀书九千字，又以八体〔咸按：八体，谓古文、奇字、籀文、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章草。〕试之，自郡移太史，其课最者拔其尤，或不正，辄举核之。夫尉律者，廷尉治狱之律也。古人于狱讼之吏，犹不敢苟，而况经典乎！故知经术之不明，由小学之不振；小学之不振，由六书之无传。圣人之道，惟藉六经；六经之道，惟藉文字。六书之名，始见于周礼，嗣见于汉书，但存其名而无所训诂。至叔重许氏慎作说文，其立说乃详，然其次第已与班氏异。两汉而下，学者言不及此。唐人惟贾公彦有其说而亦无所发明。李氏〔阳冰〕六书刊定，及宋初二徐之书，论字体之异同，争相衍袭而已。抉其奥者，为南宋渔仲郑氏〔樵〕著六书略五卷，编首总为之图，编中各为之序，六者名义，方有归宿。其次第与许异，而大旨则同。然仍以考老为转注，则蔽于许氏之说而不知正也。后来赵古则作六书本义，遂尽反渔仲转注之说。论者谓渔仲论假借极有发明，论转注则谬以千里。又曰：书至渔仲而后假借之义明，至古则而后转注之用明。若赵凡夫之尸祝许氏，遂并渔仲之说而是之，又有所不必矣。渔仲之例，一曰当识子母之相生，二曰当识文字之有间〔去声。〕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象形为本，形不可象，则属诸事；事不可指，则属之意；意不可会，则属诸声，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象形之别有十，有天地之形，有山川之形，有井邑之形，有草木之形，有人物之形，有鸟兽之形，有虫鱼之形，有鬼物之形，有器用之形，有服饰之形。推象形之类，则有象数象气等，亦有六象。又有象形而兼谐声者，则曰形兼声。有象形而兼会意者，则曰形兼意。指事之别，有兼谐声者，则曰事兼声。有兼象形者，则曰事兼形。有兼会意者，则曰事兼意。自是而次会意，次转注，次谐声，又次假借。假借不离音义，有同音借义，有借同音不借义；有协音借义，有借协音不借义；有因义借音，有因借而借，有语辞之借，有五音之借，有方言之借，有十日之借，有十二辰之借。自谓天下文字无所逃，然其功亦伟矣。其言春秋左氏，博采列侯史册，故于字学多疏。左氏曰：止戈为武。武非从止，凡沚芷齿耻之类从止。武，从戈，从□（此处原文为方框字），从戈以见义，从以见声。若武有止戈义，何必曰偃武乎？之与止，实易相紊，左氏策书所言，止之讹也。左氏曰：反正为乏。则又无义。正乃射侯之正〔读征，〕象其形焉。正以受矢，乏以藏矢，是相反也。反正为乏，其义在此。或曰反正为丐，丐，蔽矢短墙也，正以受矢，丐以敝矢，是相反也。邪正之正，无所象，惟无所象，故用侯正之正以通其义，协音而借，以为象形则惑。韩非曰：自营为厶。注：厶即私。其实厶非自营之谓。扬雄以叠为古理官决罪三日得其宜。其实叠与丰同意，俎豆之衍，而非理官之谓。能，象熊之形。许氏叔重谓能，熊属，则可也。又曰贤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许氏叔重谓象草木益滋上出，亦可也；又曰出进，何也？是皆惑象形于假借者也。三代之前，有左氏、韩子，三代之后，有扬雄、许慎，犹不尽通六书之义，至为后儒所指摘，今之学徒，一知半解，动辄谬妄。毋坚执以自鸣，毋虚言以自惑。凡经典相承，引用之体，勿徇他人之虚锋涨墨，曰讹曰非，贻笑方来。
——右论六书名目辩正一则
今人以篆律楷，又或附合楷之偏旁结构，遂以当篆，皆不知而作者也。附合楷之偏旁结构者，多据宋后字书讹说，反以不讹者为讹。以篆律楷者，于楷法中作为异形别体，谓为今古咸贯，如以为春，以为夏，为以，为侯，为尔，疋为雅，佋为昭。为昊，为在， 为更，为法，为典，庿为庙，为兵之类，不可胜数。律有罪比之生今反古者，相去几何也。且如法之为，当书于周官；庙之作庿，实见于仪礼。在本书中，此又不可擅自改易，若概以古体作今书，将读书识字者，人人以芭自诩矣。王之中画近上，谓别于玉字。隶既加点为玉，则王中画不必近上矣。汉碑如老子铭等，王之中画皆不近上。字书或曰当近上，或曰不当，举置之可也。惟寇之不宜为，冠之不宜为与，须之不宜为湏，湏读会，种种谬误，不可不详。字书有谓湏即须之俗书，初无二字者，是妄为断也。缠音禅。从里八，若枝官碑有廛，石经鲁诗有廛，不必从里八也。日月相望曰望，因之为瞻望期望，强分望为仰望、朔当为者，非也。壮从士，壻、墫、壮、毐，士类。颖之声谐顷，从禾，从示则讹。颍滨之颍，从水，并无从示者。音拐，头非艹， 、 、音桓，鸱类。从句、音桓，皆从。说文，徐氏音纪力切许氏云：自急敕也，字因之。山羊细角，读若桓，宽字因之。予读仪礼，宾为之文，显属说文字，而为之注者，则以为小矣。管子五辅篇，上弥残，下愈覆鸷。注管者以为苛之讹矣。诗大雅抑之章曰：无易由言，无曰矣，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逝，古音读折，正与叶，而今读为苟且之苟，则字音训，见于经书者废矣。之为山羊，说文未及解，易前汉孟喜夬五爻辞注：陆兽名，夬有兑，兑为羊，其文见罗泌路史后纪注中。有宋诸儒，既未之见，后之遇见孟氏说者，转以为讹，而说文字，几无存矣。呜乎，好古之士，往往逞其私臆，谓说文字少，而欲有所附益焉。何至说文所有之字，散佚于经书者，犹且漏遗不辩。经师失其传，莫此为甚。其为趋时之语者，则曰旁从，未为不可。夬之九五，陆夬夬。宋衷曰苋菜，孟喜曰山羊，盖干上而露兑羊之角，有似苋甲，是称菜称羊，原通一字，此成何说耶？弃经典而蒙于点画，当为千古之罪人矣。
——右论楷法篆体同异一则
古文字少，竹帛相传，经师口授，记忆有时失真，方音亦从而递转，其间异同轇轕，错出纷纭。善读书者，心领神会，旁参博览，而识其大。若胸中横著矜奇炫异之见，自误良多。谶纬之书曰：河出天苞，洛出地符，河图龙发，洛书龟威。〔咸按：郦道元水经注：金泥玉检，封盛书威。〕野王符瑞图云：轩辕东巡，省河过洛，赤文授命。龙鱼河图云：天授帝号，黄龙负图，鳞甲光耀从河出，黄帝命侍臣写以示天下。以此称书画所自作者，亦未为的据。他如青龙衔甲，元龙背书，又云周成王举尧舜之礼，沉璧于河，白云起而青云浮，苍龙负图临河。以黄帝事粉饰成周，尤诞。天牖圣衷，假物垂象，易之所自来远矣。宋杨止庵于易中伪造字形，不可殚述，学者莫为所惑。汉代传经者，悉用隶楷，孔壁蝌蚪，世久不辩，不知何人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以古篆镂刻，谓是古本。试思汉时，安得参用籀文体？此诗之作伪者也。而今之无识者，震而矜之。古文奇字，子云自谓独得。其实孔壁所出古文，汉时已佚其迹。后汉杜林于西川得漆书古文尚书，常宝爱之，握持不释手，间出以示卫宏。同郡贾逵作为训诂，马融作传，郑玄作解。今贾、马、郑三家所谓西川漆书注俱不传，得毋依托欤？郭忠先定古文尚书，不言所自出。服其奇古者，谓决非傅会，而颜师古匡谬正俗先有其名。或唐初尚有是书，不可知也。然天宝三年诏书曰：先王令范，莫越于唐虞；上古遗书，实先于训诰。虽百篇奥义，前代或忘；而六体奇文，旧规咸在。但古先所制，有异当今，传写浸讹，徒疑后学，永言刊革，必在从宜。煌煌明诏，千古为昭矣。惟钟鼎所垂，断非讹错，有如春秋卫师入郕？公羊作盛，犹皋陶作咎由、西乞术作西乞遂之类。考穆天子传，盛姬，即郕国之女。郕之与盛，不既通乎？博古图以许作玥，鲁作卤，亦飨享相通之例。乃信今之士，妄肆讥弹，谓宋可作送，卫可作彗，则又失之。服儒者之褒衣，弄儒人之柔翰，礼乐之道，既已颠坠于斯文。象形、会意、谐声诸法，六经中之一艺耳，而保氏又失其传，天府所藏，又迁徙散亡，不可得见。书林中附会传播者，不过依傍字部，改变正文，怪态奇形，不可别白，不可承用，名士有所不免。陆德明已辩之于前，予亦略为志之如此。
——右论古文奇字一则
石经之刻，诸说聚讼纷如。今所传西安石经全本，不著书人姓名，并无刊石年代始末，相传为唐时十八学士所书，亦属后人拟议之辞，并无确凿可据。且石经之刻，亦不始于唐，前人从未有汇而论之者。余曾博考史籍，为之一一诠次，俾皎若列眉。按汉灵帝光和六年，诏石刻五经于太学讲堂，此初刻也。嘉平四年，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颺，表求正定六经文字，帝许之，邕乃书丹刻石，立于太学鸿都门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文、篆、隶三体石经，古文用蝌蚪鸟迹体，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体，隶用程邈体，此三刻也。东魏世宗神龟元年，崔光之奏言：石经在洛阳者，因晋时王弥、刘曜兵火摧残，恐渐就湮没，请及时补之。制曰可。此四刻也。唐玄宗天宝中，刻九经于长安，礼记以月令为首，从李林甫之请，此五刻也。文宗时，郑覃以经籍刓缪，疏请建石雠刊，一准东汉故事。太和七年，内敕唐言庆复定石经字体于国子监立石，九经并论语、孝经、尔雅共一百五十九秩，又字样四十卷，至开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按石经之刻，六朝以前，俱用分隶，今所传西安石经，皆是正书，且多属欧、虞笔法，知其为李唐时人所书无疑。礼记首月令以尊明王，讳纯字以尊宪宗，则所云十八学士书者，又不辩而知其非据矣。余谓西安府石经，即唐文宗时敕定，而成于开成二年者也。使文宗以前已有石刻，则表章经学，实羽翼圣教之盛功，何以太和、开成之前，诏诰敕降，杳乎莫传？诗人如李、杜，文笔如韩、柳，其吟咏著作，亦竟无一字提及耶？且作新旧唐书者，为韦述、欧阳修、宋祁诸人，非魏收轻薄之比，何以缺而不载耶？故余以为西安石经，为唐文宗时唐言庆等所定无疑也。
——右论西安府石经刻本一则。西安石经，从未有断为文宗朝者，余故表而出之，使千载名迹不致终归疑似、迄无定论也。按碑石之立，旧在长安务本坊，韩建筑新城，弃之于野。朱梁时，刘鄩用尹玉翁请，迁之故唐尚书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吕公著始迁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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