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定边县；岚州，治今山西省岚县）二牧监使在内。"突厥等族"一系列叛乱涉及范围很大，则劫马之事必不限于夏州"，"安元寿所报损，应当是这次叛乱造成的全面损失，甚至还包括陇右系统的损失。"（《唐代马政》第15页、14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后来突厥继续抢劫唐马，武则天久视元年（700），"掠陇右诸监马万馀匹而去"，五年后唐中宗继位，又"掠陇右群牧马万馀匹而去"。（《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到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国马只剩下二十四万匹。他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检校内（御苑闲厩）外（外地牧场）闲厩兼知监牧使，张万岁的两个孙子太仆少卿张景顺为秦州（即天水郡）都督、监牧副使，左骁卫中郎将张景遵为盐州刺史、盐州监牧使，从此，牧马业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东赴泰山封禅（shàn，登泰山祭天叫"封"，在泰山旁边的社首山祭地叫"禅"，帝王此举意在向天地汇报治国成功），国马发展到四十三万匹。王毛仲扈从东封，数万匹马随从，按毛色列队，看起来如同云锦一般。唐玄宗龙颜大悦，在泰山脚下对王毛仲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并指示文坛巨擘宰相张说撰写碑文记功，张说于是撰成《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开元十五年（727），唐朝鉴于突厥和自己改善了关系，"岁许于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新唐书》卷50《兵制》）到天宝十三载（754），主阵地陇右有"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唐会要》卷72《马》）唐朝仅购买突厥一个民族的马花费有多大，《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说："每年赍（jī，带着）缣（jiān，细绢）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wèi，给）之。"这时马价上涨四十倍，岑仲勉先生据下面提到的一次交易推算出突厥马每匹价四十馀匹绢。（《隋唐史》上册第313页）"每年赍缣帛数十万匹就边以遗之"，可购入突厥马一万匹左右。如果真是这样，从开元十五年到天宝十三载，二十七年间唐马的增长数目会相当大，陇右与之相应，数目也会更大一些。实际上互市以来，每年一市，突厥进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三年（735），突厥一岁再来，进马一万四千匹。唐玄宗鉴于其可汗新立，予以照顾，于是退回五分之一，付给五十万匹绢帛，并叮咛"此后将马来纳，必不可多，还如先可汗时"。（《全唐文》卷386，张九龄《敕突厥可汗书》）因此，每年缣帛数十万匹的说法，极可能是依据唐玄宗的这道敕令而成文，但把某一年的支付绢帛数目说成是每年的常态。
安史之乱爆发，吐蕃乘机占领陇右，这里的唐马全部丧失。陇右至长安之间的八马坊不能继续生产，监牧使名额尽废，土地归闲厩使管理，旋即贷给贫民、军吏耕种，赐给佛寺道观一千余顷。闲厩使张茂宗想重振旧业，在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把麟游县（今陕西省麟游县）农民的私家土地三百四十七顷说成是原岐阳马坊的土地，强行收归闲厩。百姓纷纷上告，监察御史孙革前往调查，证明岐阳马坊故地在别的地方，"与今岐阳所指百姓侵占处不相接"。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复以其地还百姓"。（《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张茂宗传》）西北地区已经沦陷，牧场只有向内地发展。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在泉州（治今福建省泉州市）置万安监，搜集到五千七百匹马，但死亡相继，次年撤销。元和十三年（818），在蔡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置龙陂（bēi）监。次年，在扬州置临海监，在襄州谷城县（今湖北省谷城县）置临汉监，养马三千三百匹，前者于唐文宗大和二年（828）撤销，后者于大和七年（833）撤销。国家马匹数量从巅峰跌到低谷，自身的生产不敷供给。长庆元年，范阳（治幽州，今北京市）节度使刘总献马一万五千匹。这是跋扈藩镇归顺朝廷的一种姿态，不是经常性和普遍性的行为。唐朝更多的是进口蕃马，来自四面八方，有八十多个部落品种，烙上不同的印记，其中回纥马比重最大。回纥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作为回报，唐朝大量购买他们的马匹，一匹马的基本价格是四十匹绢，有时二十五匹或五十匹绢。
马匹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先师汪籛（jiān）教授的论文《唐初之骑兵》指出：李世民"每采掩袭敌后之战术以制胜"，"出诸敌人阵后或由侧面迂回或由正面直突，其所恃者，乃速度甚大与威力极猛之骑兵"，"此唐军之所以能竞胜隋末北方群雄者"。（《汪籛隋唐史论稿》第2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安禄山叛乱所以得逞，唐朝所以引进回纥族骑兵对付安史叛军，引进沙陀族骑兵镇压黄巢起义，都由于骑兵具有纵横捭阖、摧枯拉朽的强大功能。步兵相形见绌，如果不运用神机妙算，根本无力与骑兵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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