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以来，北方的突厥，西方的吐蕃，东北的契丹、奚等族，时附时叛，内侵频繁，给中原地区造成极大的威胁。唐朝经过百余年的恢复发展，国力空前提高，进入盛唐时期。这时的皇帝唐玄宗比前任诸帝更多地考虑解决民族安全问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陈寅恪先生论及西方边事时说："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安西]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唐之西门]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容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36-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那么，对于抵抗北方突厥和东北奚、契丹的内侵，也同样应该看成是唐朝民族自卫战争的正义事业。
完成这一事业需要人才，唐玄宗起初打算通过制举从文人中选拔。开元九年（721），他设智合孙吴运筹决胜科，策问说："思谋臣以制敌，折冲于樽俎（折是挫败、摧毁的意思，冲是战车；樽是盛酒器，俎是盛肉器。该句说采用谋略，通过交涉联络，以宴请对方的轻松方式化解矛盾，消除战争）；索名将以守边，降伏其戎寇。行何法也，得致斯人哉？"关于奚、契丹，特别提到"柳城（营州治所，今辽宁省朝阳市）梗涩，何筹以系其虏？"该科中举的杨若虚对策说：自己一向主张"柔远"，"张纲（东汉人）弃兵，竟和南国；充国（西汉人赵充国）不战，亦定西夷"。"华夏者国之心腹，边陲者国之支体，若心腹充盈，则支体无害。""若柳城之寇，不虐于边人，鸿胪之宾，未绝于来使，则养士卒以待其衰也。"总之，"夷狄柔服，惠怀无战，其在于兹"。同科中举的张仲宣对策说："夫先王驭道也，必专其边守，疆以戎索，恃吾有以备，怀其所以来，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若乃务广其土，以疲其人，宿兵于无用之地，劳师于不御之俗，圣王之道，未足前闻。"（《登科记考》卷7）这些议论过于迂阔，显然于时无补。后来，唐玄宗还开过将帅科、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但始终没有发现真正的人才。
文臣对于唐玄宗关于民族安全的施政方略，往往表示异议。唐玄宗想讨伐吐蕃，宰相张说"密奏许其通和，以息边境"。唐玄宗不从。后来，张说借瓜州（治今甘肃省敦煌市）失守之机又上表说："若斗不解，立有死者"，"至仁无残，量力取功"。（《旧唐书》卷97《张说传》）张说巡视朔方，唐玄宗赠诗，宰相张九龄奉和说："宗臣事有征，庙算（朝廷的谋略）在休兵。……山甫（仲山甫，西周宣王时的卿士，此处疑为尹吉甫之误。尹吉甫受宣王命，率军北伐猃狁至太原，解除了北部边患）归应疾，留侯（西汉谋士张良封为留侯，功成身退，归隐江湖）功复成。"（《全唐诗》卷49，《奉和圣制送尚书燕国公赴朔方》）南宋计有功指出这首诗的主体思想是"旋（还）师偃（停止）武"。（计有功《唐诗纪事》卷15《张九龄》）唐玄宗"欲讨契丹，群臣姚崇等多谏"。（《资治通鉴》卷211）奚、契丹二万骑兵入寇，"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资治通鉴》卷210）突厥可汗默啜自武则天以来一直为害内地，朝廷伤透了脑筋，倾天下之力不能取胜。默啜北击拔曳固而身亡，大武军子将郝灵荃正出使突厥，携其首献给朝廷，自以为这是"不世之功"，定能得到厚赏。然而宰相宋璟"恐好事者竞生心侥幸，痛抑其赏，逾年始授郎将"。（《资治通鉴》卷211）杜甫甚至指责唐玄宗为："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全唐诗》卷216《兵车行》）
文人出身的将领也不能忠实执行唐玄宗的旨意。王忠嗣领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但他并不充分利用这些条件进行战斗，一直以持重安边为务。他认为："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徼（jiǎo，求）功名耳。"他有一张漆弓，一直贮于袋中，以示不用。唐玄宗部署夺回被吐蕃侵占的石堡城。王忠嗣认为："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恐所得不如所失"。"今争一城，得之未制于敌，不得之未害于国"。因此，他对于唐玄宗命自己配合别部夺取石堡城，勉强服从，动作迟缓，致使"过期不克"，"师出无功"。（《旧唐书》卷103《王忠嗣传》）
可见，对于民族保卫事业，很多文臣儒将不达时务，囿于儒家的陈腐观念，不是纸上谈兵，就是斥为黩武开边，根本谈不上执行唐玄宗的指示，支持和成就这一事业。要推动事业的进展，唐玄宗不得不转而倚重坚决执行其指示（即下文所引"特禀庙谋"、"虔奉圣策"）的寒门武人，尤其是受汉文化影响较少的蕃族武人。于是，唐玄宗给予他们种种优宠。
先看寒门武人的事例。开元二年（714），鉴于"契丹及奚与突厥连和，屡为边患"，寒门薛讷建议出师讨伐，而中书令姚崇等人表示反对。唐玄宗立即将薛讷提拔为宰相，"总兵击奚、契丹，议者乃息"。（《旧唐书》卷93《薛讷传》）"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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