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战失败有时不是由于自己的综合军事实力和敌方相差悬殊，而是由于战略战术失误。唐代战争中不乏这种现象。
哥舒翰原是河西、陇右节度使，和安禄山资格、地位大致相当，因中风致残，在长安疗养病体。安禄山叛乱爆发，叛军长驱直入，临近关中。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6），哥舒翰被任命为兵马副元帅，受命赴潼关抵御叛军。关中地势险固，易守难攻。《史记》卷8《高祖本纪》说："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这是说凭借险要的地势，秦地军队能以二敌百。关中以东黄河萦带，山势峻峭，在狭窄的山谷间设置潼关和函谷关，控扼要道。战国时期的秦国及尔后的秦朝，函谷关设在今河南省灵宝市境内，这是关中东部的第一道屏障。汉武帝时期，楼船将军杨仆是河南宜阳人，耻做关外人，奏请以家奴七百人东移函谷关，获得批准，遂于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将函谷关东移三百里，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东。《后汉书》卷13《隗（wěi）嚣传》说隗嚣的部将王元自请带兵把守函谷关，说："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可见旧关并没有完全废弃。潼关在今陕西省和河南省交界处，是关中东部的第二道屏障。清人王士禛（zhēn）《带经堂全集》中有一首《潼关》七律，前四句说："潼津直上势嵯峨，天险初从百二过。两戒（界）中分蟠太华（华山），孤城北折走黄河。"清人王昶《春融堂集》中也有一首《潼关》七律，中四句说："关山苍莽争天险，文武飞腾出将才。日软旌旗横戍逻，云连城堞抱烽台。"他们对潼关形势的描写可以让我们知其仿佛。在唐代，函谷关东移既久，潼关对于长安的屏障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哥舒翰统领着二十万大军，自己病体不支，委托御史中丞、行军司马田良丘负责军务，但田良丘不敢自专。有人汇报朝廷，说叛将崔乾祐驻军潼关东侧的陕州（治今河南省陕县），兵不足四千，都是老弱病残，且麻痹大意，不设防备。唐玄宗因而命令哥舒翰立即出关战斗，收复陕州、洛阳。哥舒翰上奏说："贼既始为凶逆，禄山久习用兵，必不肯无备，是阴计也。且贼兵远来，利在速战。今王师自战其地，利在坚守，不利轻出；若轻出关，是入其算。乞更观事势。"（《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哥舒翰的主张完全正确，但唐玄宗不听，接连派宦官宣敕出兵。古来兵法有"君命有所不受"（《孙子·九变篇》）的说法，但高仙芝、封常清两位大将平叛不利，不久前在潼关刚刚被宦官边令诚宣布唐玄宗敕令处死，哥舒翰怎敢违令，于是拍着胸膛大哭不止，领兵出关。潼关不守，唐军的优势即刻化为乌有。哥舒翰的军队开赴灵宝县，北边临近黄河，南边是叛军占据的险要高地，自己处在狭窄的谷地中。哥舒翰和田良丘泛舟黄河，观察敌情，指挥进退，见敌军不足万人，就催促军队前进。王思礼等率领五万官兵居前，庞忠等率领十万殿后，哥舒翰率领三万登上北面的高坡伺机配合。叛军隐蔽精兵，故意放出散兵，十五成群，星星点点，疏密不一，或前或退。官军以为他们力量薄弱，队伍散乱，大笑不已。两军刚交战，叛军即作出偃旗逃遁的架势，官军丧失警惕，紧紧追赶。叛军伏兵顿起，乘高投掷木石，击杀大批官军。官军被逼迫在狭窄低下的谷地中，挤成一团，武器派不上用场。当天下午，东风突起，叛军趁势以数十车柴草纵火，烟火弥漫，官军睁不开眼睛，彼此尽力厮杀，还以为杀的是叛军。叛军骑兵自南山出，从官军后面出击，官军大败，除战死者外，其余或丢弃兵器逃窜山谷，或争相逃命溺死黄河。叛军随即进入潼关，占领长安。这次战役假若没有唐玄宗在战略战术上的瞎指挥，下场不至于这么惨。
唐肃宗至德元载（756），迂阔夸诞的文臣房琯（guǎn）请求带兵收复长安，被任命为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他自选几位同样迂阔不达军务的文臣作为参佐，其中有给事中刘秩。他甚至扬言："贼曳落河（壮士）虽多，安能敌我刘秩。"（《资治通鉴》卷219）他把官军分为南北中三军，以中军、北军为前锋，初冬十月，在长安西侧的咸阳县陈涛斜同安禄山部将安守忠所领叛军作战。他居然想出用春秋时期的车战办法来对付叛军的骑兵。春秋车战的具体做法是："兵车一乘，马四匹，甲士十人，步兵十五人。甲士是穿戴盔甲的，三人立车上，立左的用弓箭，立右的用矛，中立的驭马。这三人通称甲首。其余甲士七人，在车旁步行。步兵十五人在车后，另有步兵五人保护辎重车。兵车一乘，共有三十人。……辎重车有火夫十人，看守五人，马夫五人，打柴挑水五人，共二十五人。……每兵车五乘，有辎重车一乘（用牛驾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178-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这种战法适应唐代一千年前中原农耕民族的战争，在唐代，面对游牧民族为主体的叛军优势骑兵，显然不合时宜。他动用耕牛组成战车二千乘，骑兵、步兵夹带战车后侧。战局一开，叛军顺风扬尘，大声鼓噪，耕牛被吓得惊慌失措。叛军趁势纵火，官军人畜大乱，死伤四万余人，存者数千而已。房琯无力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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