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晋末年以来，中国四分五裂，多民族政权并存。经过二百七十年的民族融合，很多少数民族都已汉化。隋文帝推翻北周鲜卑族统治，在北方建立起汉族政权。南方的两个政权都是汉族政权，一是建都于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的陈朝，统辖着三十州地盘二百万人口；二是割据在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市）的后梁，只有一郡之地。南北对峙不再带有民族对立的色彩，经济的发展和交流迫切要求结束分裂局面，国家统一的时机成熟了。
隋文帝即位之初，即把统一中国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他向宰相尚书省左仆射（yè）高熲（jiǒng）征求将帅人选，高熲推荐贺若弼和韩擒虎。开皇元年（581）三月，隋文帝任命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守广陵（今江苏省扬州市），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守庐江（今安徽省合肥市），责成他们经略陈朝。九月，隋文帝又任命长孙览和元景山为行军元帅，率军伐陈，而由高熲节度各支部队。第二年正月，陈宣帝去世，后主陈叔宝继位。元景山派邓孝儒带领四千隋军，在今湖北省武汉市一带打仗，当地的陈朝守将皆弃城逃跑，于是陈朝派遣使者请和。隋朝这时还没有力量立即灭掉陈朝，再加上北方有突厥族的威胁，于是高熲就以"礼不伐丧"（《资治通鉴》卷175）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奏请班师。二月，隋文帝便诏令高熲等撤回。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征召后梁主萧琮（cóng）入朝。后梁地小力弱，不敢违抗，萧琮于是率领群臣二百余人从江陵来长安。隋文帝趁机派兵进驻江陵，废掉后梁政权，把萧琮留在长安以上柱国名义予以安置。这样，隋朝把持了长江中游地区，为向下游的陈朝首都建康进军提供了方便。
从此，隋朝君臣统一中国的行动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隋文帝宣称："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南史》卷10《陈本纪下》）他征求平陈方略，高熲提出一整套方案，说："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偷袭），彼必屯兵守御，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大军横渡长江），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储积，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资治通鉴》卷176）隋文帝采用这套方案，使陈朝物资大受损失，警觉变得麻痹。上柱国杨素以及贺若弼、州刺史高劢、崔仲方等人，纷纷献计献策。崔仲方上书建议在今安徽、江苏增派陆军，在今四川、湖北制作战船。长江和汉江的水陆冲要地带，双方必然极力争夺。陈朝沿长江遍置战船，但最终要集中到汉江入长江口和西陵峡口进行决战。陈朝如果派出精兵增援长江上游，处在下游的我方陆军即可乘机渡江作战；陈朝如果按兵不动，固守建康，处在上游的我方军队即可大举征伐。"彼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资治通鉴》卷176）隋文帝于是把崔仲方的刺史任职地从虢州（治今河南省卢氏县）更换到汉江下游的基州（即竟陵郡，治今湖北省钟祥县），这里是他建议督造战船的地方之一。有人建议造船注意保密，隋文帝说："吾将显行天诛（公开地替天行道，吊民伐罪），何密之有！"（《资治通鉴》卷176）于是隋方故意把造船的刨花、木片投入江中，漂到陈朝境内，让他们嗅到战争的气息，对他们造成心理攻势。杨素在永安（今重庆市奉节县）大规模制造战舰。最大的战舰叫"五牙"，能容纳官兵八百人，起楼五层，通高一百余尺，前后左右装置六个拍竿，各长五十尺，用以拍击敌船。次一等的叫"黄龙"，容纳官兵百人。再次有平乘、舴艋等等。
次年三月，隋文帝下诏揭露陈后主罪恶二十条，抄写三十万份散发江南。十月，隋文帝设置淮南行台省，治所设在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以次子晋王杨广（后来的隋炀帝）为行台尚书令，总管灭陈事宜。隋文帝旋即出兵，亲自送行。他任命杨广、三子秦王杨俊以及杨素为行军元帅。于是杨广从六合（今江苏省六合县）出兵，杨俊从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出兵，杨素从永安出兵，同时荆州（治今湖北省江陵市）刺史刘仁恩、蕲（qí）州（治今湖北省蕲春县）刺史王世积、庐州总管韩擒虎、吴州总管贺若弼、青州（治今山东省青州市）总管燕荣分别由自己治所出兵，总共五十一万八千人，由杨广节度。左仆射高熲、右仆射王韶分别担任晋王府元帅长史、司马，具体处理军务。
杨俊督率水陆大军，屯驻汉口（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杨素带领水军顺长江三峡而下，起初所向披靡。陈朝沿江镇戍接连上报情况，但执政大臣施文庆、沈客卿扣押情报，不向陈后主反映。隋朝重兵隔江布防，陈朝在建康的军队只有十多万，君臣们极度迷信长江天堑，以为国家坚如磐石，万无一失。陈后主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都官尚书孔范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他甚至认为隋军来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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