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仕宦生涯中，担任过各种各样的官职，以财政方面的使职和中央官职为主，也做过地方州刺史、节度使，在生命的最后九年，担任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三朝的宰相，并进位司徒，封为岐国公。唐玄宗开元（713-741）末年，著名史家刘知幾的儿子刘秩采集经史百家资料，以《周礼》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为体例，分门别类，撰成一部35卷的政书《政典》，受到人们的称赞。杜佑认为该书内容有重大遗漏，于是加以扩充，历时三十多年，大功告成，命名《通典》，共二百卷，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在淮南（驻今江苏省扬州市）节度使任上派人呈交朝廷。《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在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编年体以时序为脉络之外，开创以典章制度为主题的史学编纂新体例。《通典》起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止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对各种典章制度、经济现象和周边民族，溯源明流，贯通古今。"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诸掌，大为士君子所称。"（《旧唐书》卷147《杜佑传》）
《通典》的内容从大的方面分为"门"，每门再细分为子目。杜佑在给唐德宗的进书表中说"书凡九门"（《旧唐书》卷147《杜佑传》）；但时人左补阙李翰为该书作序却说"凡有八门"（《通典》卷首《通典原序》），清乾隆皇帝为重刻本作序也说"为类八"。（《通典》卷首《御制重刻通典序》）李翰和乾隆皇帝并没有弄错，而是根据杜佑的夫子自道进行统计的。翻检《通典》目录，实际上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但杜佑交代本书的编纂思路，却只说成八门："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或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通典》卷1）这少统计进去的一门，恰恰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兵典》。这是怎么回事？杜佑在"刑又次之"句后的自注为我们解决这个疑问提供了线索，他说："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原来他认为军事附属于刑法，因而隐没"兵"，以"刑法"概括之。他在《通典》卷148《兵典》开篇便说："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这是《汉书·刑法志》的说法。他在《通典》卷163《刑法》开篇引这段话说："圣人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扑。大者陈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周礼》六官在杜佑的时代演变成尚书省下属的六部，夏官即兵部，秋官即刑部。如果军事附属于刑法，两部同时建置岂不显得冗余，彼此的业务管理难免会出现混乱，导致扯皮推诿。因此，杜佑对军事地位的估价不符合历史实际。他在撰写《通典》的过程中，不可能回避这份尴尬，因而实际上还是把军事和刑法分开，让《兵典》单列于《刑法》之外，称全书为八门，实际是九门。
关于《兵典》的结构，杜佑作了设计，说："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通典》卷148）于是，他以《孙子》的说法为经，以历代的相关见解、战例、军事设施、器具等等为纬，来布局谋篇。《孙子》一共13篇，《兵典》一共15卷，每卷均引用《孙子》说法若干则，一共46则。这就把《孙子》的说法或分或和，建立成论述中心，统领相类说法和事例。具体地说：《兵典》开篇属于总论性质，所立第一个子目是《叙兵》，首列孙子关于军事、战争的宏观见解，便是将《孙子》一书中《计篇》、《作战篇》、《谋攻篇》的零星说法串在一起，然后罗列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南朝的军事、国防大势，连带介绍管仲、晁错、班固、何承天等人的说法。总论建立后，便开始分论，于是把《孙子》中的各种具体细节问题作为命题，辅以相关史料予以佐证、阐释。比如在子目《论将》中组合《孙子·计篇》中"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作战篇》中"故知兵之将，民（《兵典》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作'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谋攻篇》中"夫（《兵典》据行文承接的需要，删'夫'字）将者，国之辅也（《兵典》据同样理由删'也'字）。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等说法，然后举出历史上的一系列选拔任用将领的事例，其中有人们熟知的战国时期赵国起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的事例，导致长平之战全军覆没，数十万赵军被秦军坑杀，以作为选将的反面典型事例。杜佑自称"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卷1），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的用意十分明显，因而重视反面事例，为朝廷和读者提供龟鉴。如同"诗有别材"（严羽《沧浪诗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