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实行了一个世纪，不能再实行下去，于是在唐中叶募兵制应运而生，起而代之。后来的人们对这一转变感到茫然不解，只有不断地扼腕叹息，遗憾得不得了。《新唐书》卷50《兵志》说："府兵之置，居无事时耕于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北宋人的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拾人牙慧。唐人白居易、刘蕡的说法，上文已有披露。此外，中唐李泌认为："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长官"以农隙教习战阵。国家有事征发，……行者近不逾时（季度），远不经岁。"唐高宗时"始有久戍之役"。改为募兵制后，"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遂生，至今为梗。向使（如果）府兵之法长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资治通鉴》卷232）晚唐杜牧盛赞府兵"三时耕稼"，"一时治武"，"虽有蚩尤（传说中原始社会末期的坏首领）为师（一作帅），雅亦不可使为乱耳，……雅亦无能为叛也"。（杜牧《樊川文集》卷5《原十六卫》）总之，他们都认为府兵制是最好的兵制，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防止募兵制实行后出现的骄兵悍将发动叛乱、尾大不掉和国家军费庞大、经济困难等弊病，有制度方面的保障，所以都极力主张恢复府兵制。问题是府兵制既然如此好，历史理应对它加倍珍惜，为什么不保留它，反倒要弃如秋扇？历史如果是个败家子，为什么在废除府兵制实行募兵制后能够营造出经济空前繁荣的局面，并且有效地解决了武则天时期利用府兵制无法应对的奚、契丹等外族入侵问题？既然募兵制为藩镇叛乱提供了温床，为什么同样是募兵，在中央内部和另外多数藩镇那里没有出现叛乱？
府兵制在唐初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把这一点加以夸大，则不免失诸偏颇。实际上，府兵制在实行的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作用是日益严重的。
首先，府兵执行军事任务，不可能兼营农业，不违农时。
李泌所说"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其实根本做不到。府兵执行番上任务，得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留在府中的士兵，"农隙教习战阵"，须用零散时间；"一时治武"，则将整个冬季用了进去。这样，每个府兵每年服役要用半年以上的时间。府兵番上期间，免不了正好是农忙时节，若是家里唯一的或主要的劳动力，生产受到损失就显而易见了。李泌所说唐太宗时府兵出征"近不逾时，远不经岁"，唐高宗时"始有久戍之役"，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唐太宗时战争频仍，并不能保障府兵从事农业的时间。新疆阿斯塔那150号墓出土的《唐归政府等诸府兵士配马文书》残卷八行，记载了攻打新疆吐鲁番地区高昌政权的几个军府名，有属于关中同州（治今陕西省大荔县）和河东绛州（治今山西省新绛县）的军府，距离高昌超过唐制"七千里"。（《旧唐书》卷69《侯君集传》）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侯君集率兵打高昌，第二年八月攻下高昌，设置西州，十二月班师，用了整整一年时间。组织兵力和班师，路上也要一定的时间，加上留下部分府兵镇守，相当一部分府兵要付出一年以上的时间。唐高宗、武则天时，战争依然频繁，府兵依然不能对农业生产投入必要的时间。狄仁傑上疏武则天，说："近者国家频岁出师"，"不能艺稷黍（种庄稼）"。（《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可见，对于出征、镇守的府兵来说，要想不违农时，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古代思想家认为农业是根本，重本抑末，才能国富民强，长治久安，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施政方针是不违农时。孟子说过："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粮食和其它物资大大丰富，才能"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这是"王道之始"。（《孟子·梁惠王上》）历代清醒的统治者都把这一说法奉为圭臬。初唐几代统治者未必不懂得这个道理，只是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得不实行兵农相兼的军事制度，而又无法处理好农业与军事的关系，致使军事活动对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产生了一些破坏作用。初唐时期，关中地区人多地少，本可以搞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但农业一直上不去，致使经济萧条，供应窘迫。当时关中地区军府密集，戴胄说："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并从戎旅。"（《旧唐书》卷70《戴胄传》）这些强丁都当府兵，担负着频繁的番上、征戍任务，不可能与土地紧密结合，不可能不违农时，应该是当时关中地区生产上不去的一个原因。江淮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无疑和当地军府少、农户兵役负担轻有关。
其次，沉重的兵役负担对小农家庭和劳动力有着巨大的摧残作用。
府兵的征点要考虑农户的经济状况、个人体力和丁口多寡，但在初唐人口资源贫乏的情况下，要拥有六十八万府兵，实际上不得不普遍征点。同时，富户还往往采取行贿官府、谎报财产户等、假装削发为僧等手段逃避兵役，贫苦农民就成了兵役的主要承担者。府兵自备戎具衣粮，负担极其沉重，贫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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