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驻今宁夏灵武县）节度使始置于开元元年（713）。河东藩镇（驻今山西省太原市）节度使原称天兵军节度，开元十一年（723）改为太原以北诸军节度，开元十八年（730）宋之悌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始成定制。这两个藩镇和范阳藩镇，都负责防御突厥。岭南地区没有强敌，只在广州设五府（广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经略使。
在西域，开元六年（718）始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驻所在龟兹，开元十二年（724）以后，或称碛西节度，或称四镇节度。到开元二十一年（733）任命了安西四镇节度，遂成为定制。前此在开元十五年（727），分其地置北庭（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节度使。两镇的责任在于防御突骑施、坚昆（黠戛斯）和西突厥，并切断吐蕃和大食（阿拉伯）的通援道路。大食灭波斯（伊朗）后，继续东进，开始征服今乌兹别克斯坦锡尔河和阿姆河一带的昭武九姓国家。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应邀援救石国（塔什干），却在石国烧杀抢掠，石国转而引大食兵和昭武九姓兵同高仙芝战斗。天宝十载（751），在怛逻斯(Taras)河畔的战役中，唐军被大食打败，成为俘虏的唐兵把中国的工艺技术传播出去。特别是造纸术，大食利用唐兵俘虏先在康国（撒马尔罕）造纸，接着传到伊斯兰教国家，再传到欧洲，对世界文明贡献很大。范文澜评论道："怛逻斯一战，胜败对双方都不关重要，中国造纸术传到西方，却是一件有益的大事。"（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第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这样，从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历时二十二年，唐政府从东北辽西地区，西南经今北京再向西经山西、宁夏、甘肃至新疆，并从甘肃绕过青海南下至四川，一共设置了九个藩镇，在广东设置了一个经略使机构。至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当时的军事、交通条件下，没有外部强敌，大海作为天然屏障足以使中原民众高枕无忧，因而不需要设置藩镇，只在今福建省福州市设置了长乐经略使，在山东省的掖县和蓬莱市设置了东莱守捉和东牟守捉。
唐玄宗时期进入盛唐，中原承平百年之久。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募兵制正在代替府兵制，精兵良马都集中在边地。到天宝元年（742），平卢藩镇有兵37500人、马5500匹，范阳藩镇有兵91000人、马6500匹，河东藩镇有兵55000人、马14000匹，河西藩镇有兵73000人、马19400匹，陇右藩镇有兵75000人、马10600匹，朔方藩镇有兵64700人、马14300匹，安西藩镇有兵24000人、马27000匹，北庭藩镇有兵20000人、马5000匹，剑南藩镇有兵30900人、马2000匹；加上岭南经略15400人，长乐经略1500人，东莱守捉1000人，东牟守捉1000人，共计四十九万士兵和八万匹战马屯驻边地。（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232-238页）而内地，只有宿卫兵十三万人。蕃将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蕃将哥舒翰身兼河西、陇右二镇节度使。安禄山共拥兵十八万三千五百人，超过全部边兵的三分之一，而内地的中央禁军仅是安禄山兵力的三分之二。府兵制时期那种强干弱枝、居重驭轻的局面被外重内轻所代替。因此，人们很自然地用军事形势的变化来解释安史之乱的原因。唐人杜佑便说："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集中）于二统。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势力相等）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通典》卷148《兵典·序》）这种说法把条件和原因、可能性和现实性混为一谈。问题是既然军事形势发展到边镇必然叛乱的地步，那么，统西方二师的哥舒翰为什么没有发动叛乱的迹象？前此，文人出身的汉族将领王忠嗣曾兼任四个藩镇的节度使，为什么也没有发动叛乱的迹象？因而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只能是安禄山发动叛乱的条件，而不是必然性，朝廷如果适时地做出一些调整，未必不能逢凶化吉。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应该看到，正是由于边地普遍设置藩镇，才以巨大的功能巩固了国防，保卫了中原的安宁。我们不妨展开历史的画卷，看看安史乱后的情况。吐蕃乘安史之乱之机占领了河陇地区（今甘肃、青海、新疆），安西、北庭两镇与朝廷隔绝联系二十多年。直到建中二年（781），两镇使者绕道入朝，人们才知道两镇军民一直坚守地盘，防止吐蕃侵扰。兴元元年（784），唐德宗想把两镇割让给吐蕃，谋臣李泌说："安西、北庭，人性骁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势，使不能并兵东侵，奈何拱手与之？"（《资治通鉴》卷231）这一主张得到朝臣的支持，割地才未能成为事实。大和五年（831），割据跋扈的范阳藩镇发生内讧，副兵马使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要求国家任命自己当节度使。唐文宗问如何处置，宰相牛僧孺说："此不足烦圣虑。且范阳得失，不系国家休戚，自安、史以来，翻覆如此。前时[节度使]刘总以土地归国，朝廷耗费百万（指赏赐），终不得范阳尺帛斗粟（指赋税）入于天府，寻复为梗。至今志诚亦由（犹）前载义也，但因而抚之，俾捍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赖也。假以节旄，必自陈力，不足以逆顺治之。"（《旧唐书》卷172《牛僧孺传》）吐蕃、南诏侵占了剑南的一些地方，掳走当地数以千计的百姓。大和四年（830），李德裕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主持修建了筹边楼，召集熟悉山川、城邑、道路和两族部落众寡及分布情况的人来座谈，然后在楼里分左右两边分别绘制南诏和吐蕃的地形、交通以及态势的示意图。同时，他构筑了杖义城、御侮城和柔远城，还整顿军队，制造兵器。这些努力给两族以极大的震慑。次年，他奏请唐文宗遣使南诏，要回被南诏掳掠去的蜀人，南诏不敢怠慢，送回5395人。接着，吐蕃大将悉怛谋来成都投降，交还他所占领的维州城（今四川省理县东北）。由于党争激烈，牛僧孺主张把维州和吐蕃降众交付吐蕃，唐文宗指示李德裕照办。南诏乘机寇掠嶲（xī）州（治今四川省西昌市），占据了三个县。可见，边地藩镇的国防作用即使在安史乱后藩镇林立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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