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其十以为度，则铣径三寸有奇，钲、鼓、舞之居者递去二分，则舞修二寸有奇，舞广一寸有奇，馀律之钟亦然。贾公彦曰：律各倍半以为钟，举一端也。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盖钲体居铣之六，与鼓间同。钲间又杀矣，与鼓间异。此所以各十分之以为厚薄，郑氏曰：鼓、钲之间同方六，而今宜异，又十分之一犹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钲外则近之。鼓外二，钲外一。以谓鼓外二间，钲外一间，而十分之，以其一为厚薄，其说误矣。"
陈氏《乐书》曰："尝考唐史，商盈孙按《凫氏》栾、铣、于、鼓、钲、舞之法，用算法乘除鎛钟之轻重高下，定编钟之制，黄锺九寸五分，倍应锺三十三分有半，差为四十八等。口项之量，径衡之围，莫不有齐量焉，使工按围铸之，凡二百四十枚。及其成也，音韵与磬协矣。今太常所用旧钟，无虑于枚，其间或类古法，大抵出盈孙所造也，外此则器律短而声高矣。圣朝尝语李照制管调律而更铸焉，其法悉圆其形而弇一孔，其上出柄，蟠龙之饰，虽和应於一时，然较古钟如铃而不圆者异矣。唐制：凡私家不设钟磬，三品以上女乐五人，五品以下不过三人，是不知《周官 大胥》乐县之制也。
镛 《书》："笙镛以间。"《诗》："鼖鼓维镛。"注云："镛，大钟也。"《尔雅》："大钟曰镛。"
鎛 《周礼 鎛师》注："鎛，如钟而大。"《礼书》："韦昭、杜预云：'小钟。'"《仪礼》："鎛从薄，与钺鎛之鎛同。"《隋志》："金之属二：一曰鎛钟，每钟悬一簨虡，各应律吕之应，即黄帝所命伶伦铸二钟和五音者也。"宋仁宗明道初，诏定大乐，集贤校理李照言："古者鎛钟击为节检，而无合兴之义。大射有二鎛，皆乱击焉。後周以十二鎛相生击之。景德中，李宗谔领太常，总考十二鎛钟，而乐工相承，殿廷习用三调六曲。三调者，黄锺、太蔟、蕤宾也。六曲者，调别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庙之县，则环而击之。宗谔上言曰：'金部之中，鎛钟为难和，一声不及，则宫商失序，使十二鎛工皆精习，则迟速有伦，随月用律，诸曲无不通矣。'真宗因诏黄锺、太蔟二宫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诏冯元等询考击之法。元等奏言：'後周尝以相生之法击之，音韵克谐，国朝亦用随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庙。谓宜使十二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便於合乐，仍得并施郊庙。若轩县以下则不用此制，所以重备乐尊王制也。'"诏从焉。庆历四年，大安乐成，诏侍臣观新乐於紫宸殿，凡鎛十二：黄锺高二尺二寸半，广一尺二寸。鼓六，钲四、舞六、甬、衡并旋虫共高八寸四分，隧径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带每面纵者四，横者四，枚景挟鼓与舞，四处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两栾间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钟并与黄钟同制，而两栾间递减半分；至应锺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应锺重一百四十八斤；并如新律本律。议者以为《周礼》："大钟十分其鼓间，以其一为之厚。小钟十分其钲间，以其一为之厚。"则是大钟宜厚，小钟宜薄。今大钟重一百六斤，小钟重一百四十八斤，则小钟厚，非也。五年二月，乾宁军进古钟一，送详定所。四月，知制诰王洙奏："黄锺为宫最尊者，但声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体也。言钟磬依律数为大小之制者，经典无正文，惟郑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後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以黄锺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锺特磬者，止得林锺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大小之制，则黄锺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锺，则形制大小比黄锺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锺为宫，即黄锺、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鎛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之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锺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五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锺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锺为率，与古为异。臣亦尝询逸、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之义参定之。"是月，知谏院李兑言："曩者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窃闻崇天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义，王洙不从，议论喧啧。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纪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况今又千馀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圣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财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官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和谐近雅者合用之。"大观间，议礼局言："伶州鸠曰：'大钧有鎛无钟，鸣其细也；细钧有钟无鎛，昭其大也。'然则钟，大器也；鎛，小钟也。以宫、商为钧，则谓之大钧，其声大，故用鎛以鸣其细，而不用钟；以角、徵、羽为钧，则谓之小钧，其声细，故用钟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细大不逾，声应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钟两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鎛钟，非特不分大小，又混为一器，复於乐架编钟、编磬之外，设鎛钟十二以配之，则於义重复。乞宫架乐去十二鎛钟，止设一大钟为钟，一小钟为鎛，一大磬为特磬，以为众磬所依。"诏可。
剽 《尔雅》："钟中者曰剽。"。
栈 《尔雅》："钟小者曰栈。"晋时，剡县民於田中得一钟，长三寸，口径四寸，铭曰栈。唐时，岑阳耕者得古钟，高尺馀，杨枚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两栾，果然。
陈氏《乐书》曰："虞夏之时，小钟谓之钟，大钟谓之镛；周之时，大钟谓之钟，小钟谓之鎛。则鎛之为用，其实编钟也；编钟之用，其实歌钟也。一器而三名之，各有攸趋尔。"
又曰："莫非钟也。大者谓之镛，以民为大故也。《书》言'笙镛'《诗》言'鼖鼓维镛，镛鼓有斁'是巳。小者谓之栈，以象功之浅者也。昔晋人得钟，长三寸，口径四寸，铭曰'栈'是已。若夫大而不镛，小而不栈，则又掠其大小之声，而归於中焉，其斯已为剽欤！《仪礼 大射》：'阼阶之东，笙磬；其南，笙钟；其南，鎛。西阶之西，颂磬；其南，笙镛；其南鎛。皆南陈。'《国语》曰：'细钧有钟无鎛，昭其大也；大钧有鎛无钟，甚大无鎛，鸣其细也。'盖细钧，角、徵也，必和之以大，故有钟无鎛；大钧，宫、商也，必和之以细，故有鎛无钟，则鎛小钟大明矣。《晋语》、《左传》：'郑伯嘉纳鲁之宝，郑人赂晋侯歌钟二肆，及其鎛。'韦昭、杜预皆以鎛为小钟，然言'歌钟，及其鎛'，则钟大鎛小可知。钟师掌金奏，大钟也。鎛师掌金奏，小钟也。许慎曰：'鎛，錞于之属，所以应钟磬也。'於理或然。郑康成谓鎛如钟而大，孙炎、郭璞释大钟之镛，亦名为鎛，不亦失小大之辨欤！以经考之，自虞至周，镛大而钟小。自周公制礼，钟大而鎛小，虽有改制之名，无变大小之实也。秦汉以来，钟鎛之制，小者或数寸，大者或容于石，皆不本律度，故梁去衡钟而设鎛，隋疑无射之鎛无合曲之义，乃袭後周以'十二鎛相生'击之，声韵始克谐矣。圣朝之初，鎛钟有三调六曲，更诏依均击之，与编钟相应，要知失细大之制，非成周制作之意也。《传》曰'黄锺之钟，容秬黍一斛。一斛八斗为度。'《国语》曰：'度律均钟，以定中声。'《白虎通》曰：'鎛者，时之声也，节度之所主也。有节度则万物昌，无节度则万物亡。'"
编钟 《小胥》："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注曰："钟磬，编县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十六枚之数起於八音，倍而设之，故十六也。《礼书》曰："後世宗郑氏说，用四清声，以为夷则、南吕、无射、应锺四宫。管短，则减黄锺、大吕、太簇、姑洗四管之半，以为清声而应之，则乐音谐。今《大晟乐》宗前代制，亦用十六枚，以十二枚为正钟，四枚为清钟焉。"《隋志》："金之属二：曰编钟，小钟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钟，县於一簨虡。"宋仁宗明道初，改制大乐，命集贤校理李照等预议，翰林学士冯元等同共讨论。时太常钟磬每十六枚为一虡，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照因上言："十二律声已备，馀四清声乃郑、卫之乐，请於编县止留十二中声，去四清声，钟则哀思邪僻之声无由而起也。"元等駁之曰："前圣制乐，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筝，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钟磬，各自取义，宁有一之於律吕，专为十二之数也？且钟磬八音之首，《春秋》号乐，总言金奏；《诗 颂》称美，实依磬声。此二器非可轻改。今照欲损为十二，不得其法於古，臣等以为不可。且圣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黄锺至夹钟四清声以附正声之次，原其四清之意，盖为夷则至应锺四宫而设也。夫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不相凌谓之正，迭相凌谓之慢，百王之不易也。声重大者为尊，轻清者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列声之尊卑者，事与物不与焉。何则？事为君治，物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则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声之设，正谓臣民相避以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钟旋相考击，至夷则以下四管为宫之时，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则凌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钟磬十六，皆本周、汉诸儒之说及唐家典法所载，欲损为十二，惟照独见，臣以为且如旧制便。"帝令权用十二枚为一格，且诏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钟，协调清浊，有司别议以闻。"元祐间，范镇为《乐论》上之。其论钟曰："夫钟之制，《周官 凫氏》言之甚详，而训解者其误有三：若云："带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钲、舞、甬、衡之间。介于、鼓、钲、舞之间则然，非在能动甬、衡上。"其误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横为修，从为广，舞广四分。"今亦去径之二分以为间，则舞间之方常居铣之四也。舞间方四，则鼓间六亦其方也。鼓六、钲六、舞四，既言鼓间与舞修相应，则鼓与舞皆六，所云"钲六、舞四"，其误二也。又云："鼓外二，钲外一。"彼既以钲、鼓皆六，无厚、薄之差，故从而穿凿以迁就其说，其误三也。今臣所铸编钟十二，皆从其律之长，故钟口十者，其长十六以为钟之身。钲者，正也，居钟之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为之鼓，上去二以为之舞，则钲居四而鼓与舞皆六。是故于、鼓、钲、舞、篆、景、栾、隧、甬、衡、旋虫，钟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广、长、空、径、厚、薄、大、小，钟之数也，起於内者也。若夫金锡之齐与铸金之状率按诸《经》，差之毫釐则声有高下，不可不审。其鎛钟亦以此法而四倍之。今太常钟无大小，无厚薄，无金齐，一以黄锺为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黄锺最薄而轻。自大吕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声者不见於《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清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杨杰著注《元祐乐议》，以破镇说。曰："镇谓：'清声不见於《经》，惟《小胥》注云钟磬者，编次之，十六枚而在一〈扌絜〉谓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声，其声愈高，尤为非是。国朝旧有四声，置而弗用，至刘几用之，与郑、卫无异。'按编钟、编磬十六，其来远矣，岂独见於《周礼 小胥》之注哉？汉成帝时，犍为郡於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陈礼乐《雅 颂》之声，以风化天下。其事载於《礼乐志》，不为不详，岂因刘几然後用哉？且汉承秦，秦未尝制作礼乐，其称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遗法也。其王朴乐内编钟、编磬，以其声律太高，歌者难逐，故四清声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周礼》曰："凫氏为钟，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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