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为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郑氏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曰："商野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犹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赋，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吾窃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势必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国为之徒者十有六，封数大国，而天下尽扰，此书生之论，而有国者不为也。《传》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国而千乘，千里之国而万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为方百里，万乘之国，为方数圻矣，故无是也。《语》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乘，虽古之大国，而於衰周为小，然孔子犹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有不及五十者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馀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乘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为井田，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於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楚蒍掩为司马，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广泽可以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间，狭不可井则町之。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井田沟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为井田，而乡遂必为沟洫，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
五峰胡氏曰：谨按孔子定《书 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刘歆所成《周礼》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统五官之典，以为治者也，岂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则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属六十，小宰也、司会也、司书也、职内也、职岁也、职币也。是六官之所掌，辞繁而事複，类皆期会簿书之末，俗吏掊克之所为，而非赞冢宰，进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国子民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县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夫君相守恭俭，不尚末作，使民务本，此足用长财之要也。百官有司，谨守其职，岂敢逾越制度，自以足用长财为事？若刘歆之说，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剥其民，以危亡其国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礼寡欲，由义而行，无所忌讳，不畏灾患。今《天官 甸师》乃曰："丧事，代王受眚灾。"此楚昭、宋景之所不为者也，而谓周公立以为训，开後王忌讳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库门之外，所以别内外，严贵贱也。今宫正乃"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又曰"去其奇邪之民"，则是嫔妃、宫吏，众庶杂处，帘陛不严，而内外乱矣。"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郑玄以为诸吏之適庶，宿卫王宫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谨之以门卫，严之以城郭沟池，环之以乡遂县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卫，守之以夷蛮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宫中置诸吏，又以其士庶子卫王宫，何示人不广，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职，恭俭不妒忌，帅夫人嫔妇，以承天子、奉宗庙而已矣。今内宰"凡建国，左右立市"，岂后之职也哉。"内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则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则亦如之"。"阍人掌守王宫中门之禁"。说者以为二官奄者、墨者也。妇人无外事，以贞洁为行。若外通诸侯，内交群下，则将安用君矣。夫人臣尚无境外之交，曾谓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门，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士遇诸涂，弗与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恤左右，缀衣、虎贲，欲其皆得俊乂之人。今反以隐宫刑馀近日月之侧，开乱亡之端乎？寺人内竖，贱人，非所贵也。女祝，掌宫中祷祠禳禬之事。夫祭祀之礼，天子、公卿、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嫔妇供祭服笾豆於内。凡天地宗庙、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么祷祠禳禬於宫中？此殆汉世女巫执左道入宫中，乘妃姬争妒，与为厌胜之事耳，刘歆乃以为太宰之属，置於王宫，其诬周公也甚矣。冢宰常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内嬖嫔妇敌於后，外宠庶孽齐於嫡，宴游无度，衣服无章，赐与无节，法度之废，将自此始，虽在内庭为冢宰者，真当任其责也。若九嫔之妇法，世妇之宫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内政，典妇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职也，王安石以为统於冢宰，则王所以治内，可谓至公而尽正矣。夫顺理而无阿私之谓公，由理而无邪曲之谓正，修身以齐家，此王者治国平天下之定理，所自尽心者也。苟身不能齐家，而以付之冢宰，为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谓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奸人哉！四方贡职，各有定制，王者为天下主财，奉礼义以养天下，无非王者之财也，不可以有公私之异。今大府乃有贰贡之馀财，以供玩好之用，不几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龄之欺罔者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货贿之藏，不几有如汉桓、灵置私库者乎！内府，乃有四方金玉齿革良货贿之献，而共王之好赐，不几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羡馀之轻侮者乎！王之裘服，宜夫人嫔妇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缝人、屦人等九官，则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职固不可废，又有腊人、盐人等十有六官，则皆掌饮食者也。医师之职固不可废，又有兽医等五官，皆医事也。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废，而皂隶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应冗滥如是，且皆执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为"冢宰进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属，何也？汉兴，经五伯七雄，圣道绝灭，大乱之後，陈平为相，尚不肯任廷尉内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为太师，乃广置宫闱，猥亵衣服饮食技艺之官以为属，必不然矣。其末则又有夏采之官焉，专掌王崩复土者也。呜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礼官临大变，一时行之可矣，乃预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职，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属，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则五卿之属可知矣。而可谓之经，与《易》、《诗》、《书》、《春秋》配乎！
按：《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烦扰耳。然愚尝论之，经制至周而详，文物至周而备，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阉、阍、卜、祝，各设命官；衣、膳、泉、货，俱有司属。自汉以来，其规模之琐碎，经制之烦密，亦复如此，特官名不袭六典之旧耳，固未见其为行《周礼》，而亦未见其异於《周礼》也。独与百姓交涉之事，则後世惟以简易阔略为便，而以《周礼》之法行之，必至於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输是也。後之儒者，见其效验如此，於是疑其为歆、莽之伪书而不可行；或以为无《关雎》、《麟趾》之意，则不能行。愚俱以为未然。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时，则非直周公之圣可行，虽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愎不可行，而虽贤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盖三代之时，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过千里，公侯则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传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给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孙，家主之於其臧获。田土则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乡遂之官。又从而视其田业之肥瘠，食指之众寡，而为之斟酌区画，俾之均平。货财则盈而敛，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从而补其不足，助其不给，或赊或货，而俾之足用。所以养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则自卿大夫、州长，以至闾胥、比长，自遂大夫、县正，以至里宰、邻长，岁终正岁，四时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艺，纠其过恶，而加以劝惩。司马之任，则军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时仲月，则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阅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诛赏。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弊弊焉，察察焉，几无宁日矣。然其事虽似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视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变而为郡县，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则诿之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为守令者，率三岁而终更，虽有龚、黄之慈良，王、赵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异境，积日累月，方能谙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纪，才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贪鄙之人，则视其官如逆旅传舍，视其民如飞鸿土梗，发政施令，不过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则事烦而政必扰，政扰而民必病。教养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娆巳极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简。夫以《周礼》一书观之，成周之制未尝简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为吏者不过年除岁迁，多为便文自营之计。於是国家之法制率以简易为便，慎无扰狱市之说，治道去太甚之说，遂为经国庇民之远猷。所以临乎其民者，未尝有以养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养，斯可矣。未尝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土既广，则志虑有所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处以简靖，犹或庶几；稍涉繁夥，则不胜其渎乱矣。昔子产听郑国之政，其所施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舆人诵之曰："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而诵之曰："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按郑国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则一郡耳。夫以子产之贤智，而当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伪，其念虑必足以洞究得失，决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从事也。而周制在当时亦未至尽隳，但未能悉复先王之旧耳。然稍欲更张，则亦未能遽当於人心，必俟磨以岁月，然後昔之谤讟者转而为讴歌耳。况贤不及子产，所莅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载之後。先王之制久废，而其遗书仅存，乃不察时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变常平而为青苗，诿曰"此《周官 泉府》之法也。"当时诸贤极力争之，苏长公之言曰："青苗虽云不许抑配，然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苏少公之言曰："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受责如此，则鞭笞必用，而州县多事矣。"是皆言官与民赊贷之非便也。盖常平者，籴粜之法也；青苗者，赊贷之法也。籴粜之法，以钱与粟两相交易，似未尝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则反为简便。赊贷之法，捐钱以予民，而以时计息取之，似实有以济民，而以官法行之，则反为繁扰。然籴粜之说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汉宣帝，三代之时，未尝有此。而赊贷之法，则《周官 泉府》明言之，岂周公经制，顾不为其简易者，而欲为其繁扰者乎？谓《周礼》为不可信之书，则《左氏传》言郑饥，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宋饥，司城子罕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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