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牟利，故命曰'平准'。准平则民不失职，均输则人不劳，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涂，通有无之用，故《易》曰：'通其变，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榖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均输所以通委财而周缓急，是以先帝开均输以足人财。王者塞人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人，丰年则贮积以备乏绝，凶年岁俭则行币物，流有馀而拯不足。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今山东被灾，赖均输之蓄，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人以振。故均输之蓄，非所以贾万人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备水旱也。古之贤圣，理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理家养生必於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以末易本，以虚易实。今山泽之材，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
先公曰："今按桑大夫均输之法，大概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然农民耕凿，则不过能输其所有，必商贾懋迁，乃能致其所无。今驱农民以效商贾，则必释其所有，责其所无，如贤良文学之说矣。太史公《平准书》云'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此说疑未明。班孟坚采其语曰'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而相灌输'，此说涣然矣。盖作'如异时'三字，是谓驱农民以效商贾之为也。东莱吕氏尊迁抑固，是以取《书》而不用《志》语。然义理所在，当惟其明白者取之，是以《通鉴》取《志》语云。"
水心叶氏曰："《平准书》直叙汉事，明载聚敛之罪，比诸书最简直。然观迁意，终以为安宁变故，质文不同，山海轻重，有国之利。按《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拒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於平准，取天下百货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後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恐此意迁亦未知也。"
王莽篡位，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莽有所兴造，必欲依古经文。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馀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工商采金银铜连锡、登龟取贝者，皆自占司市钱府，顺时气而取之。诸取众物鸟兽鱼鳖百虫於山林水泽及畜牧者，嫔妇蚕桑织紝纺绩补缝，工匠医卜及他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於其所在之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敢不自占，占不以实，尽没入所采取，而作县官一岁。诸司市尝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毋拘他所。众民卖买五榖布帛丝绵之物，周於民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检厥实，用其本贾取之，无令折钱。万物昂贵，过平一钱，则以平贾卖与民。其贾低贱减平者，听民自相与市，以防贵庾者。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毋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受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立泉府以收滞货而时其买卖，皆所以便民也。所谓"国服为息"者，乃以官物赊贷与民，则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说，令民采山泽者、畜牧者、纺织者，以至医巫技艺，各自占所为，而计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为贡，则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尝有此法乎？噫！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
东汉章帝时，尚书张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也。"诏议之。尚书仆射朱晖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非明主所宜行。"帝不从。其後用度益奢。
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榖布帛贱，上欲立常平仓，市积为储。六年，诏出上库钱五千万，於京师市米，买丝绵绫绢布。
唐德宗时，赵赞请置常平官，兼储布帛，於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缗，下至十万，积米、粟、布、帛、丝、麻，贵则下价而出之，贱则加估而收之，并榷商贾钱，以赡常平本钱。帝从之。属军用迫蹙，亦随而耗竭，不能备常平之数。
德宗时，宫中取物於市，以中官为宫市使，置"白望"数十百人，以蓝敝衣、绢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有赍物入市而空归者。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彻肆塞门。谏官御史言其弊，而中官言京师百姓赖宫市以养，帝以为然。顺宗即位乃罢之。
按："京师百姓赖宫市以养"之语，出於中官之口。此辈逢君之恶，岂能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均，介甫之易市，亦皆以为便百姓而行之，且举《周官》泉府之法以缘饰其事，然则名为效周公，而识见乃此阉之流耳！
宋太宗皇帝太平兴国七年，诏："应剑南东西、川峡路从前宫市及织锦绮、鹿胎、透背、六铢、欹正、龟壳等，宜令诸州自今只织买绫、罗、绸、绢、布、木绵等，馀并罢之。"
宋朝如旧制，调绢、绸、布、丝、绵，以供军需，又就所产折科、和市。其纤丽之物，则东京有绫锦院，西京、真定府、青益梓州亦有场院，主织锦绮、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织罗务，梓州有绫绮场。又毫州市绉纱，大名府织绉縠，青、齐、郓濮、淄、潍、沂、密、登、莱、衡、永、全州市平絁。又东京榷货务岁入中平罗、小绫各万匹，以供服用及岁时赐与。诸州折科、和市，皆无常数，唯内库所需，则有司下其数，充足而止。
淳化五年，又诏："官中买物有元不出产处，毋得抑配扰民。"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言："本路岁给诸军帛七十万，民间罕有缗钱，常预假於豪民，出倍称之息，及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欠，以是工机之利愈薄。请令官司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从之，仍令优予其直。自是，诸路亦如之。或蚕事不登，则许以大小麦折纳，仍免其仓耗及头子钱。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本朝预买绸绢，谓之和买绢。按：《玉壶清话》与《渑水燕谈》二书，皆以为始於祥符初。因王旭知颍州，时大饥，出府钱十万缗，与民约曰：'来年蚕熟，每贯输一缣。'谓之和买，自尔为例。而《渑水燕谈》又以为其後李士衡行之陕西，民以为便，今行天下，於岁首给之。然予按范蜀公《东斋记事》称是太宗时马元方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绝时，预给库钱贷之，至夏秋令输绢於官。预买绸绢，盖始如此。以三书考之，当以范说为是，盖范尝为是官耳。予读诗人袁陟世弼所为墓志，序其当仁宗时，为太平州当涂知县。且言江南和市绸绢，豫给民钱，郡县或以私惠人，而不及农者，当涂尤甚，世弼所为条约，细民始均得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爱天下多矣。而其後以盐代钱，以为缣直。又其後也，盐亡而额存，然後知《左氏》所谓'作法於凉'，其说不诬矣。"
国初，凡官所需物，多有司下诸州，从风土所宜及民产厚薄而率买，谓之"科率"。开宝三年，令天下诸州，凡丝、绵、绸、绢、麻、布、香药、毛翎、箭笴、皮革、筋角等，所在约支二年之用，不得广有科市，以致烦民。淳化五年，诏诸州科买物非风土所出，多课民转市於他处，及调役飞挽不均者，件析以闻，当议均减。
止斋陈氏曰："和、预买始於太平兴国七年，然折钱未有定数，如转运使辄加重，诏旨禁绝之。熙宁理财，多折见钱，而诸郡犹有添起贯陌不等之弊，朝廷随即行遣。今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预、和市尤为无名之敛。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贯，户部每岁奏乞指挥，未为常率。四年为三贯省，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四年为五贯二百省，五年七贯省，七年八贯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损其价，两浙绸绢每匹七贯文，内和买六贯五百文，绵每两四百文，江东路绸绢每匹六贯文，则科折之重，至此极矣，不可不务宽之也。
皇祐中，诏曰："三司岁下诸路科买，多出仓猝，故物价翔踊伤民。其度民所堪，先期告戒，若府库有备，勿复收市。"
嘉祐三年，枢密副使张屏请罢民间科率及营造不急之物，其库务物之阙供者，在所以官分售之。於是置减省司於三司，命韩绛、陈升之等总其事。自是，多所裁损矣。
初，京师有杂买务、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景祐中，尝诏须库物有缺，乃听市於杂买务。皇祐中，帝谓辅臣曰："国朝惩唐宫市之弊，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以防侵扰，而近岁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扰人甚矣。"乃申景祐之令，使皆给实直。其後内东门市民间物，或累岁不偿钱，有司请自今悉开杂买务，以见钱市之；内出金帛欲易钱者，旧付杂卖场，至是又悉请送左藏库计直易钱，诏皆可之。至嘉祐中，复诏金帛付杂卖场，以三司判官监视，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糯米有馀蓄，请令发运司损和籴数五十万石，市金帛上京，储之榷货务，备三路军需。"从之。
神宗熙宁三年，御史程颢言："京东漕司王广渊，和买绸绢，增数抑配，率钱千课绢一匹，其後和买并税绢，匹皆输钱一千五百。"诏条析以闻。时王安石右广廉颢言不行。
祖宗时官市布帛，依时直以济用度，其有预给直，俾偕岁赋以输公上，谓之和、预买。然价轻而物重，民力浸困，其後官不给直而赋取益甚矣。
时右正言李常亦言："广廉以陈汝羲所进羡馀钱五十馀万缗，随和买绢钱分配，於常税折科放买外，更取二十五万缗。请以颢言付有司行之。"不从。
七月，以京东预买绸绢并息钱五十万缗赐常平场司。
按：熙宁初，王介甫秉政，专以取息为富国之务。然青苗则春散秋敛，是以有赊贷之息；市易则买贱卖贵，是以有贸易之息。至於和买，则官以钱买民之绸绢而已，息钱恶从出？盖当时言利小人如王广廉辈，以千钱配民，课绢一匹，其後匹绢令输钱一千五百，是假和买绸绢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见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元丰四年，遣李元辅变运川陕西路司农物帛。中书言："物帛至陕西，择省样不合者贸之，籴粮储於边，期以一年毕。"
五年，户部上其数，凡八百十六万一千七百八十四两，三百四十六万二千缗有奇。
均输、市易 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今天下财用无馀，典领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相知，盈虚不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常数。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能赢；年俭物贵，难以供亿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徒使富商大贾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今发运使实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酒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资其用度，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预知中都帑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诏令本司俱条例以闻，而以发运使薛向领均输平准事，赐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时议虑其为扰，多以为非。向既董其事，乃请置官设属，帝曰："兹事鼎新，脱有纷纭，须朝廷坚主之，使得自择其属。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雕琢也。"向於是辟刘忱、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属，又请有司具六路岁所当上供之数、中都岁所用及见储度可支岁月，凡当计置几何，皆预降付有司。从之。
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言："均输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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