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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提举汴河提岸司言："京东地富，榖粟可以漕运，但以河水浅涩，不能通舟。近修京东河岸，开斗门通广济河，为利甚大。今请通津门里汴河岸，东城里三十步内，开河一道，及置斗门，上安水磨，下通广济河，应接行运。"从之。
八年，诏罢岁运粮百万石赴西京。先是，导洛入汴，运东南粟以实洛下，至是，户部奏罢之。
元祐七年，知扬州苏轼上言："臣窃见嘉祐中，张方平论京师军储云：'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四通八达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险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国。兵恃食，食恃漕运，漕运一亏，朝廷无所措手足。'因画十四策。内一项云，粮纲到京，每岁少欠不下六七万石，皆以折会填偿，发运司不复抱认，非祖宗之旧也。臣以此知嘉祐前，岁运六百万石，而以欠折六七万石为多。访闻去岁止运四百五十馀万石，而欠折之多，约至三十馀万石，运法之坏，一至於此。臣到任以来，所断粮纲欠折等人不可胜数，衣粮罄於折会，船车尽於折卖，质妻鬻子，聚为乞丐，散为盗贼，窃计京师及缘河诸郡，例皆如此。盖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流通，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自导洛司废，而淮南转运司阴收其利，数年以来，官用窘逼，转运司督迫诸处税务，日急一日。谨按一纲三十只船，而税务那官不过一员，未委如何点检得三十只船一时皆遍，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检点即二十九只船，皆须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扬、高邮、楚、泗、宿六州军所得粮纲税钱，不过万缗。而所在税务专栏，因金部转运司许令检点，缘此为奸，邀难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纲稍皆穷困骨立，亦无复富商大贾肯以物货委令搭载。以此专仰攘取官米，无有限量，折卖船板，动使净尽，事败入狱，以命偿官。显是金部与转运司违条刻剥，得粮纲税钱一万贯，而令朝廷失陷纲运米三十馀万石，利害皎然。臣闻东南馈运，所系国计至大，故祖宗以来，特置发运司，专任其责，选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时许元辈，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塲務，豈敢非理刻剝邀難？但发运使得人，稍假事权，申明元祐编敕，不得勒令住岸条贯，嚴賜約束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集。
徽宗大观三年，尚书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己令直达，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将岁贡额斛於真、扬、楚、泗仓廒为卸纳摺运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诸路岁额不足之数，且欠发运司米一百二十馀万斛不偿。乞将见在斛斗尽令般发赴朝廷。"从之。
转般之法，东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纲至於淮甸，以及真、扬、楚、泗，为仓七以聚蓄军储。复自楚、泗置汴纲般运上京，以发运使董之。故常有六百万石以供京师，而诸仓常有数年之积。州郡告歉，则折纳上等价钱，谓之额斛。计本州岁额，以仓储代输京师，谓之代发。复於丰熟以中价收籴。榖贱则官籴，不至伤农，饥歉则纳钱，民以为便。本钱岁增，兵食有馀。国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无以加於此矣。崇宁初，蔡京为相，始求羡财以供侈费，用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以籴本数百万缗充贡，入为户部侍郎。自是来者效尤，时有进献，而本钱竭矣。本钱既竭，不能增籴，而储积空矣。储积既空，无可代发，而转般无用矣。乃用户部尚书曾孝广之说，立直达之法。时崇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广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剥劳费。遂於堰傍置转般仓，受逐州所输，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以达京师。虽免推舟过堰之劳，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天圣中，发运使方仲荀奏请度真、楚州堰为水闸，自是东南金帛、茶布之类直至京师，惟六路上供犹循用转般法，吏卒糜费与在路折阅，动以万数。欲将六路上供斛斗，并依东南杂运直至京师或南京府界卸纳，庶免侵盗乞贷之弊。自是六路郡县各认岁额，虽湖南、北至远处所，亦直抵京师，丰不加籴，歉不代发。方纲米之来也，立法峻甚，船有损坏，所至修整，不得逾时。州县欲其速过，但令供状，以钱给之，以至沿流乡保悉致骚扰，公私横费，无有纪极。又盐法已坏，回舟无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随坏，本法尽废，弊事百出，良可叹也。"
谭稹言："伏读圣训，自转般之法废为直达，岁运仅足。自开岁纲运，不至两河，所籴所般，数目不多，何以为策？令臣询访措置以闻。窃详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转般仓之本意，可谓至密。一则以备中都缓急，二则以防漕渠阻节，三则纲般装发，资次运行，更无虚日。自其法废，河道日益浅涩，遂致中都粮储不继，仰烦圣训，丁宁训饬，谓淮南三转般仓，今日不可不复，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两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为始，候一处了当，次及真、楚，既有籴本，顺流而下，不甚劳费。乞赐施行，然後俟丰岁计置储蓄，取旨立法转般，以为永法。"诏："稹所陈利害甚明，并可依奏。候睦贼平日，令发运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諲奏："转般之法，寓平籴之意，江、湖有米，则可籴於真；二浙有米，则可籴於扬；宿、毫有米，则可籴於泗。坐视六路之丰歉，间有不登之处，则以钱折斛，发运司得以斡运之，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因以宽民力。万一运渠旱乾，则近有汴口仓庾，今日所患者，向来籴本岁五百万缗，支移殆尽，难以全仰朝廷。乞将经制司措置地契、卖糟、量添七色等钱，以桩充籴本，假之数年，可以足用。"六月，诏特支降度牒一百万贯，香、盐钞一百万贯，付吕淙、卢知原均斛斗，专充应副转般。令尚书省措置取旨。
大观以後，或行转般，或行直达，诏令不一。
政和元年，张根为江西转运副使，岁漕米百二十万以给中都。江南州郡僻远，官吏艰於督趋，根常存三十万石於本司为转轮之本，以宽诸郡，时甚称之。
高宗建炎初，诏诸路纲米以三分之一输行在所，馀赴京师。二年八月，诏二广、湖南北、江东西路纲运赴江宁府，福建、两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路及川纲并赴行在。又诏二广、湖南北纲运如经由两浙，亦许赴平江府送纳；福建纲运经由江东、西，亦许赴江宁府送纳。三年闰八月，又诏诸路纲运除见钱并粮斛赴建康府户部送纳外，其金银绢帛并赴行在所。绍兴初，因地之宜，以两浙粟专供行在，以江东之粟饷淮东，以江西之粟饷淮西，荆湖之粟饷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数，责漕臣将输，而归其馀行在，钱帛亦然。惟水运有舟楫之劳，陆运有夫丁之扰，雇舟差夫，不胜其弊，民间有自毁其舟楫不愿藏舟，自废其田而不愿有田。王事鞅掌，人胥病之，於是申水脚糜费七分钱三分钱法，严卸纲无欠复拘留人船之戒，虑掳船之为民害也。既优价雇募客舟矣，又许将一分力胜搭带私物捐其税，及於两浙、江东西、四川泸叙嘉黔间自造官舟。又揆道里之远近，滩碛之险阻，置转般仓；修堰闸，开浚河道。以便漕运。
绍兴四年，川陕宣抚吴玠调两川夫运米十五万斛至利州，率四十馀千致一斛，饥病相仍，道死者众。漕臣赵开听民以粟输内郡，募舟挽之，人以为便。然嘉陵江险，滩碛相望，夏苦涨流，冬阻浅涩，终岁之运，殆莫能给。玠再欲陆运，帅臣邵溥争之，且言："宣司己取蜀民运脚钱百五十万，其忍复使之陆运乎！"乃卒行水运。总所委官就籴於沿流诸郡，复就兴、利、阆州置场，听客人中卖。又减成都水运对籴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请州租以宽之。
纲运之官，其责繁难，人以为惮。故自绍兴以来，优立赏格，其有少欠，许籴填补足，其纲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究弊。後来献说者止欲从窄减作五釐，且以百石论之，五釐止五斗耳，使之全无侵蠹，当风扬掷，亦不免五釐之少，则举无纳足之纲。於是户部言："乞将少欠五釐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籴填。"
孝宗淳熙元年，诏："不以所欠多少，并与放除。其纲米赴仓卸纳，以陈易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帛钱纲在路违法借贷重其罚，或借贷官钱收买物货无偿，许估卖出豁其金银钱帛色额；低次亏损官钱者，行下元买纳场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摊民户。其有因纲运欠折追降官资者，如本非侵盗，且补纳己足，许保明叙复。"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盖天下漕米多取於东南，而东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东莱吕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为都，公侯中百里而为都。天子之都，漕运东西南北，所贡入者，不过五百里；诸侯之都，漕运所贡入者，不过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运之法不备。虽如《禹贡》所载入於渭，乱於河之类，所载者不过是朝廷之路；所输者不过币帛九贡之法。所以三代之时，漕运之法，未甚讲论，正缘未是事大体重。到春秋之末，战国之初，诸侯交相侵伐，争事攻战，是时稍稍讲论漕运之法，然所论者尚只是行运之漕，至於国都之漕，亦未甚论。且如《管子》所论，粟行三百里，则无一年之积粟；行四百里，则无二年之积粟；行五百里，则众有饥色；如孙武所谓千里馈粮，士有饥色，皆是出征转输，至其所以输国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国都所在各有分，故当时亦尚未讲论。惟是後来，秦并诸侯，罢五等，置郡，然後漕运之法，自此方详。秦运天下之粟，输之北河，是时，盖有三十锺致一石者。地里之远，运粟之多，故讲论之详，方自此始。後来历代最盛，无如汉、唐。在汉初，高后、文、景时，中都所用者省，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是时，漕运之法亦未讲。到得武帝，官多徒役众，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给之，所以郑当时开漕渠、六辅渠之类，盖缘当时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讲。然当汉之漕在武帝时，诸侯王尚未尽输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诸侯王削弱，方尽输天下之粟，汉之东南漕运，至此始详。当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与诸侯封疆相间杂，诸侯各据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时，所谓淮南东道皆天子奉地，如贾生说是汉初如此。至汉武帝时，亦大概有名而无实，其发运粟入关，当时尚未论江淮。到得唐时，方论江淮，何故？汉会稽之地去中国封疆辽远，开垦者多，粟不入京师，以京师之粟尚不自全，何况诸侯自封殖？且如吴王濞作乱，枚乘之说，言京都之仓不如吴之富，以此知当时殖利自丰，不是运江淮之粟。到唐时，全倚办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其不征行，各自归散於田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於关中不过十万。後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己坏，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坏，所用粟不多。唐漕运时，李杰、裴耀卿之徒未甚讲论，到二子讲论，自是府兵之法既坏，用粟既多，不得不讲论。且如汉漕系郑当时之议，都不曾见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杰、裴耀卿之议，都不曾见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见於中、睿、明皇之时，正缘汉武官多役众。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坏，聚兵既多，所以漕运不得不详。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飨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全视兵多少。且唐肃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诸镇，皆强租赋不领於度支。当时有如吐蕃、回纥为乱，所用犹多。镇武、天德之间，岁遣两河诸镇，所以全倚办江淮之粟。议论漕运，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各自征输，水次各自置仓。如集津仓、洛口仓、含嘉仓、河阴仓，渭桥转相般运，道途之远，此法遂坏。自当时刘晏再整顿运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习，其操舟者所以无倾覆之患，国计於是足。所以唐人议论之多，惟江淮为最急。德宗时，缘江淮米不至，六军之士脱巾呼於道，韩滉运米岁至，德宗、太子置酒相庆。可见唐人倚办於此，如此其急。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所谓无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於京口，京口是诸郡咽喉处。初时，润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间，河南、陕西互相转输。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发足，所以韩滉由漕运致位宰相，李錡因漕运飞扬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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