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予夺之，铨曹注拟之，尚书门下兼同之，门下详覆之，覆成而後过官。至肃宗即位灵武，强寇在郊，始命中书以功状除官，非旧制也。
凡诸王及职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护、上州刺史在京师者，册授；五品以上，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皆敕授。凡制、敕授及册拜，皆宰司进拟。自六品以下，旨授；具视品及流外官，皆判补之。凡旨授官，悉由於尚书，唯员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则否。唐取人之路盖多矣。方其盛时，著於令者：纳课品子万人，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太史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医药童、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千牛备身八十人，备身左石二百五十六人，进马十六人，斋郎八百六十二人，诸卫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诸屯生、副千九百八人，诸折冲府录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执仗、执乘每府三十二人，亲事、帐内万人，集贤院御书手百人，史馆典书、楷书四十一人，尚药童三十人，诸台、省、寺、监、军、卫、坊、府之胥史六千馀人。凡此者，皆入官之门户，而诸司主录以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不在焉。至於铨选，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礼部举人，郎官得自主之，谓之"小选"。太宗时，以岁旱榖贵，东人选者集於洛州，谓之"会选"。高宗上元二年，以岭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仕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官、御史为选补使，谓之"南选"。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岁水旱，皆遣选补使即选其人。而废置不常，选法又不著，故不复详焉。
太宗贞观五年六月十一日，敕："准贞观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举荐官，中书、门下奏：常参官八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正员及额内得替者，并停荐。其使下郎官、御史、丁忧废省官，在外者，望委诸道观察使及州府长史；其在京城，委中书、门下、尚书省、御史台。常参清官并诸使三品以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监、司业、少尹、谕德、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秘书、太常丞，赞善、洗马等，每年一度闻荐。"至六年十二月一日，敕："自今已後，王府官宜停荐，其见任宰相及勋臣子弟，亦不须举人。"至八年："每冬荐官，比来所举人数颇多，自今以後，中书门下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应合举人，各令每人荐不得过两人，馀官不得过一人，准前敕处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每年冬荐官，吏部准式检勘或成者，宜令诸司尚书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试都堂，访以理术，兼商量时务。状考其理识通者及考第事迹，定为三等，并举主姓名录奏。试日，仍令御史一人监试。"
按：唐初所谓冬荐，即後来所谓举状也。但如国子博士、长安万年县令皆有荐人之权，则其途亦广。然所荐必试而後用，则荐人者亦必审而後发，不至如後来全以请谒嘱託而得之者矣。
高宗总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俭始设长名榜，引铨注法，复定州县升降为八等，其三京、五府、都督、都护府悉有差次，量官资授之。其後李敬元为少常伯，委事於员外郎张仁袆，仁袆又造姓历，改状样、铨历等程式，而铨总之法密矣。然是时仕者众，庸愚咸集，有伪主符告而矫为官者，有接承他名而参调者，有远人无亲而置保者。试之日，冒名代进，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实。虽繁设等级，递差选限，增谴犯之科，开纠告之令以遏之，然犹不能禁。大率十人竞一官，馀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而吏求货贿，出入升降。
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曰："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一千四百人，是伤多也；杂色入流，不加铨简，是伤滥也。古之选者，为官择人，不闻取人多而官员少也。今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遂令九流繁总，人随岁积。谨约在所须人，量支年别入流者，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已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略举大数，当一万四千人。壮室而仕，耳顺而退，取其中数，不过支三十年。此则一万四千人，三十年而略尽。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须之数。况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犹多，此便有馀，不虑其少。今每年入流者遂至一千四百馀人，应须数外，恒馀两倍。又比来放选者，见停亦千馀人，更复年别新加，实非处置之法。望请釐革，稍清其选。"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者多，为政之弊。公卿以下惮於改作，事竟不行。
武后初，试选人皆糊名，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务收人心，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职员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谣。又以邓元挺、许子儒为侍郎，无所藻鉴，委成令史，依资平配。李峤为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馀员，悉用势家亲戚，给俸禄，使釐务，至与正官相殴者。又有检校、敕摄、判知之官。
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公主等用事，於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凡数千员。内外盈溢，无厅事以居，当时谓"三无坐处"，言宰相、御史及员外郎也。又以郑愔为侍郎，大纳货赂，选人留者甚众，至逆用三年员阙，而纲纪大溃。韦氏败，始以宋璟为吏部尚书，李乂、卢从愿为侍郎，姚元之为兵部尚书，陆象先、卢怀慎为侍郎，悉奏罢斜封官，量阙留人，虽资高考深，非才实者不取。初，尚书铨掌七品以上选，侍郎铨掌八品以下选。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几，璟、元之等罢，殿中侍御史崔莅、太子中允薛昭希太平公主意，上言："罢斜封官，人失其所，而怨积於下，必有非常之变。"乃下诏尽复斜封别敕官。
元宗即位，励精为治，制："凡官不历州县者，不拟台、省。"已而悉集新除县令宣政院，亲临问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诏员外郎、御史、诸供奉官皆进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铨司之任轻矣。其後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置十铨，乃以礼部尚书苏頲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吴竞谏曰："《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頲等分掌吏部选，而天子亲临决之，尚书、侍郎皆不闻，议者以为万乘之君，下行选事。"帝悟，复以三铨还有司。
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先是，选司注官惟视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迁，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禄者。又州县亦无等级，或视大入小，或初近後远，皆无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资格，各以罢官若干选而集，官高者选少，卑者选多，无问能否，选满则注，限年蹑级，毋得逾越，非负谴者，皆有升无降。有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而才俊之士无不怨叹。宋璟争之不能得。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奏罢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有异材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
按：自汉董仲舒对策，以谓："古之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然则年劳之说，自西汉以来有之矣，然未尝专以此为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後魏，裴光庭之在唐，则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历级而升，不致沉废；挺特者不能脱颖以出，遂至邅迥。宋、萧二公皆以为非，明皇虽从其言，而卒不能易其法。非特明皇不能易而已，传之後世，踵而行之，卒不可变。何也？盖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知人之明，则贤哲亦不敢以此自诡故也。昔熙宁间，东坡公拟进士御试策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无知人之明，则循规矩，蹈绳墨，以求寡过。二者审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讲习而知，德可勉强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学，必出於天资。如萧何之识韩信，岂有法之可传者？以诸葛孔明之贤，而短於知人，故失之於马谡，而孔明亦审於自知，故终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无大小，一付之於法，人无贤不肖，一付之於公议，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试而後用，终不敢求非常之功者，诚以当时大臣不足以与知人之明也。古之为医者，聆音察色，洞视五藏，则其治疾也，有剖胸、决脾、洗擢胃肾之变。苟无其术，不敢行其事。今无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纵绳墨，以慕古人，则是未能察脉，而欲试华佗之方，其异於操刀而杀人者几希矣。"然则後之论者，虽君相之用人，犹以循规矩，蹈绳墨为主，则知人之事，固难以责之吏部尚书也。
天宝二年，李林甫领吏部尚书，日在政府，选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晋卿。御史中丞张倚新得幸於上，遥、晋卿欲附之。时选人集者以万计，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为之首，群议沸腾。议沸腾安禄山入言於上，上悉召入等人面试之，奭手持试纸，终日不成一字，时人谓之"曳白"。遥、晋卿等皆坐贬官。
天宝九载，敕："吏部取人，必限书、判，且文学政事，本自异科，求备一人，百中无一。况古来良宰，岂必文人。又限循资，尤难奖擢。自今已後，简县令但才堪政理，方圜取人，不得限以书、判及循资格注拟。诸畿、望、紧、上、中，每等为一甲。委中书门下察问，选择堪者，然後奏授。大理评事，缘朝要子弟中有未历望、畿县便授此官，既不守文，又未经事。自今後有此色及朝要至亲，并不得注拟。"
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後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於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後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右相兼吏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相及诸司长官於都堂注唱，以夸神速；或於宅中引注，虢国姊妹垂帘观之，或有老丑者，指名以为笑，士大夫遭诟耻。故事，兵、吏部注官讫，於门下过，侍中、给事中省，不过者谓之"退量"。国忠注官，呼左相陈希烈於坐隅，给事中列於前，曰："既对注拟，即是过门下了。"侍郎韦见素、张倚皆衣紫，与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牍，趋走谘事，国忠顾谓帘中曰："两个紫袍主事何如？"杨氏大噱。
先公曰："唐之选格，宽严失中。其始立法，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已铨而注，询其便利，而拟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厌者得反通其辞，三唱而不厌，听冬集。厌者为甲，上於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审之，不审者皆得駁下，既审然後上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此其详也。惟若是，是以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自裴光庭作循资格，谓之"圣书"，至杨国忠任情废法，而选法始大坏。然以韩文公之才，犹三选无成，十年如初，不得已，就张建封之辟，然後得禄。盖严则贤愚同滞，宽则贤否混淆，亦法使之然也。
肃宗即位於灵武，以崔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京师未复，举选不至，诏涣为江淮宣谕选补使。收采遗逸，不以亲故自嫌，常曰："抑才虞谤，吾不忍为。"然听受不甚精，以不职罢。
代宗大历六年，元载为宰相，奏："凡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从之。时载所奏拟多不遵法度，恐为有司所駁故也。
先公曰："史称载纳贿除吏，恐有司之駁正也。然近世庙堂除官，超资越格，惟意所为，有司亦曷尝敢问？是唐之法令犹存耳。"
肃、代以後兵兴，天下多故，官员益滥，而铨法无可道者。德宗时，试太常寺叶律郎沈既济极言其弊，曰："近世爵禄，失之者久，其失非他，四'太'而已：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劳也。而今选曹皆不及焉。且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犹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非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按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於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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