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两处各是一法。朱子总其说，谓贡法十夫有沟，助法八家同井，其言简而尽矣，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窃意乡、遂之地，在近郊远郊之间，六军之所从出，必是平原旷野。可画为万夫之田，有沟有洫，又有途路，方圆可以如图。盖万夫之地所占不多，以井田一同法约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径法摊算，逐一见其子数。若都、鄙之地谓之甸、稍、县、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内，难用沟洫法整齐分画，故逐处画为井田，虽有沟、洫不能如图，故但言在其间。其地绵亘一同之地为万夫者九，故以径法纽算，但止言其母数。"
按：自孟子有"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之说，其後郑康成注《周礼》，以为周家之制，乡、遂用贡法，《遂人》所谓"十夫有沟"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所谓"九夫为井"是也。自是两法。晦庵以为《遂人》以十为数，《匠人》以九为数，决不可合，以郑氏分注作两项为是，而近世诸儒合为一法为非。然愚尝考之：孟子所谓"野九一"者乃授田之制，"国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盖助有公田，故其数必拘於九，八居四旁为私，而一居其中为公，是为九夫，多与少皆不可行。若贡则无公田，孟子之什一，特言其取之之数。《遂人》之十夫，特姑举成数以言之耳。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贡法，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贡法，初不必拘以十数而後可行贡法也。今徒见《匠人》有九夫为井之文，而谓《遂人》所谓十夫有沟者亦是以十为数，则似太拘。盖自遂而达於沟，自沟而达於洫，自洫而达於浍，自浍而达於川，此二法之所以同也。行助法之地，必须以平地之田分画作九夫，中为公田，而八夫之私田环之，列如井字，整如棊局，所谓沟洫者，直欲限田之多少，而为之疆界。行贡法之地，则无问高原下隰，截长补短，每夫授之百亩，所谓沟洫者，不过随地之高下，而为之蓄泄。此二法之所以异也。是以《匠人》言遂必曰二尺，言沟必曰四尺，言洫必曰八尺，言浍必曰二寻，盖以平原旷野之地，画九夫之田以为井，各自其九以至於同，其间所谓遂、沟、洫、浍者，隘则不足以蓄水，而广则又至於妨田，故必有一定之尺寸，不可逾也。若《遂人》止言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盖是山谷薮泽之间，随地为田，横斜广狭皆可垦辟，故沟洫亦不言其尺寸。所谓"夫间有遂，遂上有径"，以至"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云者，姑约略言之，大意谓路之下即为水沟，水沟之下即为田耳。非若《匠人》之田，必拘以九夫，而其沟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订义》所载永嘉陈氏谓《遂人》十夫有沟，是以直度之，《匠人》九夫为井，是以方言之。又谓《遂人》所言者积数，《匠人》所言者方法，想亦有此意，但其说欠详明耳。然乡、遂附郭之地，必是平衍沃饶，可以分画，宜行助法，而反行贡法；都、鄙野外之地，必是有山谷之险峻，溪涧之阻隔，难以分画，宜行贡法，而反行助法。何也？盖助法九取其一，似重於贡，然地有肥硗，岁有丰凶，民不过任其耕耨之事，而所输尽公田之粟，则所取虽多，而民无预。贡法十取其一，似轻於助，然立为一定之规，以乐岁之数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年，至称贷而益之，则所取虽寡，而民己病矣。此龙子所以言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也。乡、遂迫近王城，丰凶易察，故可行贡法；都、鄙僻在遐方，情伪难知，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微意也。然乡、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则行贡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鲁宣公始税亩，杜氏注以为公无恩信於民，民不肯尽力於公田，故履践案行，择其善亩好榖者税取之。盖是时公田所收必是不给於用，而为此横敛。孟子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则是孟子之时，助法之废己久，尽胥而为贡法矣。孟子特因《诗》中两语，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尽废，胥而为贡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输者公租。田之丰歉靡常，而赋之额数己定。限以十一，民犹病之，况过取於十一之外乎！"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亩，田百亩，莱五十亩，馀夫亦如之。中地，夫一亩，田百亩，莱百亩，馀夫亦如之。下地，夫一亩，田百亩，莱二百亩，馀夫亦如之。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右按周家授田之制，但如《大司徒》、《遂人》之说，则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说，则口众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说，则一夫定以百亩为率，而良农食多，惰农食少。三者不同。
西汉《食货志》：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馀夫，亦以口授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按：此言受田之法，与《大司徒》、《遂人》所言略同，但言馀夫受田如此。孟子言馀夫二十五亩。《集注》：年十六别受田二十五亩，俟其壮有室，然後更受百亩之田。则此二十五亩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也。
《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郑氏曰："周税轻近而重远，近者多役也。园、廛亦轻轻者，廛无榖，园少利也。"
山斋易氏曰："孟子之说，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考《载师》所言任地，则不止十一而已，毋乃非周人之彻法欤！郑氏惑焉，盖误认《载师》为任民之法，而不知其为任地之法也。尝考《载师》之职，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故曰远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则六遂之馀地，家稍小都大都之田，则三等之采地，故曰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是六者皆以田赋之十一者取於民，又以其一分为十分，各酌其轻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输之於天子，此皆任地之赋也。知任地之法异乎任民之法，则成周十一之彻法可考矣。"
《载师》：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
《闾师》：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绩者不衰。
按：周家立此法，以警游惰之民。所谓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盖倍蓰而取，以困之也。所谓无牲、无盛、无椁、不帛、不衰，盖禁其合用以辱之也。其为示罚一也。然所罚之里布、屋粟，国用曷常仰给於此？郑氏注谓以共吉凶二服及丧器，误矣。至孟子言廛无夫里之布，则知战国时以成周所以罚游惰者为经常之征敛矣。是无罪而受罚也，可乎？甚至王介甫遂欲举此例以役坊郭之民。夫古人五亩之宅与田皆受之於官，是以不毛者罚之，後世官何尝以宅地场圃给民，而欲举此比乎？
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
《左氏传》曰："非礼也，榖出不过藉，以丰财也。"
《公羊传》曰："讥始履亩而税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颂声作矣。"
《榖梁传》曰："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己悉矣。"
鲁成公元年，作邱甲。
《左氏传》曰："为齐难故。"
鲁哀公十二年，用田赋。
《左传》："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於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邱亦足矣。若不度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不听。"
《国语》："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於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徵之，无则己。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
按：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成公以甸赋取之於邱，已是四倍於先王之时。今详夫子答语，如《左传》所载，似是以井赋取之於邱，则又十六倍於成公之时，未应如是其酷。如《国语》所载，是以军旅之赋施之平时，则只是每井加赋，而未必尽及一邱之数。此杜、何二公所注，所以有别赋家财及引汉敛民钱为喻之说也。
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对曰："盍彻乎？"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公又问於孔子，孔子曰："薄赋敛，则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贫矣。"对曰："岂弟君子，人之父母。未见子富而父贫也。"
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榖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馀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朱子《集注》曰："经界谓治地分田，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则田无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不均；赋无定法，而贪暴得以多取，故榖禄不平。野，郊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为公田而行助法也。国中，郊门之内，乡、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为沟洫，使什而自赋其一，盖用贡法也。周所谓彻法盖如此。当战国时，非惟助法不行，其贡亦不止什一矣。圭田，世禄常制之外又有此田，以奉祭祀，所以厚君子。不言世禄，滕已行之，但此未备。馀夫年十六授此田，在百亩之外，所以厚野人。'方里而井'以下，乃周之助法。上言野及国中二法，此独详於治野者，国中贡法当时已行，但取之过於什一耳。"
魏文侯时，租赋增倍於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则薄，令小则厚，治人亦如之。夫贪其赋税不爱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
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
秦孝公十二年，初为赋。
杜氏《通典》曰："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於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於内；而使秦人应敌於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吴氏曰："井田受之於公，毋得粥卖，故《王制》曰：'田里不粥'。秦开阡陌，遂得卖买。又战得甲首者益田宅，五甲首而隶役五家，兼并之患自此起。民田多者以千亩为畔，无复限制矣。"
朱子《开阡陌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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