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禾
前不久，我在《读书》杂志五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的文章，受到了徐友渔分别在《南方周末》和互联网上的批评。对此我不能不予以回应。
徐友渔不喜欢《白银资本》一书的主要理由是：“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我想提醒徐友渔，《白银资本》所涉及的时段是十五至十八世纪，对于和严复等先贤思想发展密切关联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那段历史则没有正面的论说，而《白银资本》与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究竟有怎样的逻辑关系，这是需要论证的。何况徐友渔提到的四个人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都是抵抗帝国主义的中坚人物，他们所推动的这种抵抗延续至今，因此五四传统也绝不能只用“德先生、赛先生”来概括。如果徐友渔假定《白银资本》与五四运动是互为否定的，那么他就有义务向我们大家说明这个逻辑关系是如何推演出来的任于谁会得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这种耸人听闻的结论，我想明眼人自己可以作出判断。
我曾给《读书》杂志写过文章评述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伯纳尔的《黑色的雅典娜》等著作对理论界的贡献。最近之所以又撰文介绍《白银资本》是因为这三部著作极具代表性，构成了当代西方学术转型中的三个路标。在今年五月号《读书》的文章里，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些路标对中国学人提出的挑战，已大大超出了‘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实际的老问题，更不是要不要‘反西方’的问题；它真正的挑战是：中国学人处在当今剧烈变动中的全球文化格局里，应承担何种角色，或不承担何种角色？”徐友渔对我上述的话进行了偷梁换柱的引用，他不去研究我提到的那些理论著作，而是去找路人四处打听，声称“我请教了不少西方著名学者，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我们怎样来理解他的这句话呢？是徐友渔向我们公开承认他自己没有做过任何研究，还是证明自己根本不具备独立判断的能力？否则，他怎会误以为白人学者的脸上一定贴着理论专利的标签？有人拒斥萨义德、伯纳尔和弗兰克等人的理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西方学界有不少人对福柯、德里达、斯皮娃克、斯图亚特-豪尔、鲍德里亚以及对当代学术作出重要贡献的其他理论家都抱有同样的敌意，这一点徐友渔先生是否听说过？可惜徐友渔没有能够坦诚地告诉我们，那些“西方著名学者”究竟是些什么人，否则，我相信，人们对这场是非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刘北成先生翻译的《白银资本》今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后，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据我所知，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央编译出版社等单位都召开了有著名经济学家参加的专题讨论会。有关《白银资本》的书评也陆续在《中国青年报》(3.21)、《中国读书商报-书评周刊》(3.21)、《中华读书报》(3.29)和《文汇报》(5.13)等各大小报刊出，而我自己的文章则是五月中旬才在《读书》上发表。奇怪的是，徐友渔先生单单挑出《读书》杂志作为他攻击的靶子，指责《读书》不够专业，理由是早先陈燕谷先生的书评和我的文章都是由“弄文学的人写的”。可是，从未听说徐友渔自己与世界经济史有过什么干系，而他在《质疑》一文中自称是“以当代西方学术”为专业，这在人们眼里就十分可疑了。我本人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给比较文学系的博士班开设当代西方理论课程，约有十个年头，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个什么叫做“当代西方学术”的专业。如果徐友渔先生能把自己的思维逻辑理清楚的话，那他不至于在剥夺别人发言权的同时也牢牢地封住了自己的嘴巴。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举出大量的有关白银贸易的证据，对十五至十八世纪末亚洲和中国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给予了新的定位。但此书不是没有缺憾，我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里就明确指出书中第一手汉语文献的缺乏，因为弗兰克完全有可能在这些文献中发掘出对他更有利的证据，或对已有的证据作出修正。当弗兰克今年五月在社科院访问期间被问及这一点时，他谦虚地说，《白银资本》所做的只是个开头，还有大量的研究有待于中国的和其他非西方学者的参与才能完成；相比之下，从亚当-斯密到桑巴特、韦伯、波拉尼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经济理论，已有了几百年的传统和传播，要想质疑这样一个权威的知识体系，非要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不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针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理论提出了另一套关于早期世界经济结构的解释，这是一部综合性的理论书，而不是研究白银流通的专著。正如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理论家所做的那样，在一部综合性的理论著作中，著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领域里吸收大量的有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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