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友渔
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在中国受到了特殊礼遇。书未出赞颂的文章即已刊布，书出之后有座谈会、研讨会、报道与评论，紧接着弗兰克本人访华，从南到北一路宣讲，十分风光。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值得中国人高度重视，或值得在中国制造轰动效应？此书的特点是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既引起震动，又引起质疑和批评，因为作者的抱负是要把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沃伦斯坦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统统扫入垃圾堆。
让我们先来看看此书标新立异的观点。
弗兰克认为，在西方思想家和学者当中，几乎所有自称为反西方中心论的人，其实还是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预设：欧洲在近代由于某些独特的、内在的原因而强大和先进，欧洲人通过航海“发现”了其它地区，从而使自己的技术、生产方式、制度与文化观念扩散到世界各地。弗兰克的观点与此恰恰相反，他认为从一种全球视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而在相当程度上，亚洲的中心是中国。
在弗兰克看来，中国和亚洲优于欧洲的证据是，在双方的贸易中，欧洲拿不出可以作交易的产品，由于发展水平低下，欧洲人的产品既不丰富，又没有竞争力，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是从美洲掠夺和生产的白银。在一幅全球经济体系图中，物品的向西流动和白银的向东流动，充分说明了亚洲和欧洲的优劣高下之分。欧洲后来的兴起全在于搭上了亚洲的经济列车，“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坐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１９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上的位置。”
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完全没有什么生产方式和制度的先进落后之分。东西方的兴衰有一个以５００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交汇点在１８１５年。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读完《白银资本》，我认为此书的最大问题是其新颖的论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恰成鲜明的对照。比如，当作者断言存在一个牢不可分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他只是极其简略地提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时不时的繁荣，以及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的出口，这些外贸活动绝对数量有多大，在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例，中国和其他国家对这种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多大，我们一概不得而知。
阿布—卢格霍特是观点最接近弗兰克的学者，在今春发表的一篇对《白银资本》的书评中，她说弗兰克“为了支持其主张，从第二手来源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尽管有时也歪曲其结果，以有利于自己的论证，或时不时犯一些（可原谅的）错误……尽管他许诺避免主要地依赖西方资料来源，但他仍局限于未能充分利用非西方的原始材料。”（载于美国《世界历史杂志》，２０００年春季号，第１１卷，第１期）很难想象，材料的来源如此，对材料的态度又如此，能够让自己扫蕩前人的旷世奇著有令人信服的力量。
中国在近代以前（甚至在近代早期）在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水平高于欧洲，这一点对人们并不新鲜。关键在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伍了？这是随着列强的持续入侵，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强加于我们时，有觉悟的中国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长期居于“中央之国”，目无他人的中国人，终于痛苦而缓慢地从器物（船、炮）、典章（社会制度）和文化层面认识到西方的优势。从洋务运动（亦称自强运动），中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现在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人走上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清除自身积弊，了解、学习、借鉴西方以实现现代化的不归之路。
而在《白银资本》看来，西方的强盛毫无内在原因可言。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民主共和思想的确立等等，不知是不存在还是无意义，在书中不曾提及。作者否认制度的作用，认为“与其说制度是经济进程及其各种变动的决定因素，不如说是它们的衍生物”。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弗兰克干脆宣布：根本没有那回事！
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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