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研究，而在这方面，弗兰克对当代最新学术成果的把握是极为可观的。
徐友渔误以为第一手材料就等于证据，于是相信自己抓住了弗兰克的把柄，但不幸又打错地方了。倘若理论著作都以掌握第一手文献为准，那么韦伯、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的著作全都经不起推敲，更何况康德和黑格尔。弗兰克比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略胜一筹的地方恰恰在于他重视了欧洲以外的世界经济研究的最新(1990年代)学术成果，在书中引用了滨下武志、阿布一卢格霍特、王国斌等许多学者关于亚洲贸易的个案研究，这些个案研究作为证据进人了《白银资本》的写作后，有力地支持了弗兰克的论点。徐友渔断章取义地引用阿布一卢格霍特的书评，把《白银资本》一书里面所征引的当代国际学界(包括阿布一卢格霍特自己)的集体劳动成果，贬斥为“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徐友渔究竟掌握了什么经验证据和统计数据，就可以小看各国学者多年的研究成果？
最经不起推敲的是，徐友渔先生既然表现得那么热衷于原始文献，那他为什么把查辞典看得比研究档案文献更可靠？在《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一文中，我曾提到1997年夏天在伦敦使用英国国家档案馆和东印度公司早期档案的一些情况。在对1830年前后中英政府之间外交照会加以分析之后，我发现十九世纪中叶，英国政府在《天津条约》中明文禁止中国人使用“夷”字，这跟“夷”字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如何被传教士或“汉文正史”翻译成barbarian(野蛮人)，而barbarian话语又如何进人英国议会的辩论有着直接的联系。另一相关的发现是“夷”字的英译在鸦片战争之前无此固定的译法，因为十八世纪初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档案文献(并非我的发明)显示，“夷”字的译名是stranger(陌生人)或foreigner(外国人)，此译法直到1807年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n)编著(华英字典)(1815—1820)时仍被沿用。这段公案我在文章里已讲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我关注的是“夷”字的翻译史以及鸦片战争时期英国议会的有关辩论，而不涉及“夷”字在汉语自身几千年中的词源变化，更不是为了回答“夷”字在辞典里是褒义还是贬义这一类中学生才关心的问题。当我们涉及两种语言之间复杂的翻译史时，无论是哪一类辞典、字典，包括双语词典，它们对此类研究的价值都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以搞语言哲学著称的徐友渔先生连这一点都闹不懂，那么请问刘禾和徐友渔比起来，到底谁“太不学术”？
何况满清人关后的“夷夏”之争，使得“夷”字早巳成为清代经学反复考证和阐释的重点，因为“夷”的意义如何界定，它关系到满人统治汉人的政治合法性等等。对历史档案无动于衷、对经学文献视而不见的徐友渔，竟武断地认为“夷”字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只消查一下《辞源》，问题就都解决了。于是，他从《辞源》那里拖出一条定义来，好像取到法宝似地警告说：“身居国外的刘禾女士，在与自己的同胞论战时，还是翻翻中国的权威辞书为好。”可是，身居国内的徐友渔先生忽略了一个要命的细节，那就是：他没有先去查一查《辞源》到底是哪年编篡的，最早的版本是不是早于1908年？是不是早于我上面提到的那些档案和经学家的考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徐友渔就犯了学术上的大忌，把年代的先后次序弄颠倒了。这就好比现在从事文字学研究的人，放着历代宿儒的训沽材料不用，却抱着一本二十世纪的工具书《辞源》弄学术，这又能弄出个什么名堂？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愿以此与徐友渔先生共勉。（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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