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我当时的著作中和以后一段时间的思考中都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时诞生的。这就是为什么1970年代初我在智利时写的一部有关该体系发展史的分析性著作使用的书名是《世界积累》。这部著作只写到1789年，因为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迫使我和家人回到我的出生地柏林。
智利政变以前的事件已经促使我跳过两个世纪来考虑当今世界资本积累的经济危机，我把智利政变看作是这种危机的表现。这是我在其后20年间的几部著作和许多文章中的观点。但是，在我的思想里却有一种暗中的怀疑：如果“这个体系”是在1492年诞生的，或者如沃勒斯坦所宣称的是从1450年起出现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那样突然产生的。在此之前应该有某种东西，可能也是成体系的东西，导致了哥伦布和达·迎马的航海活动，导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
我在智利时曾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974）的护片写了一段广告词。我是这样写的：这是“关于一种世界经济早期发展情况的描述；理解这一时期的发展情况，对于恰当评估以后的全部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这部著作一问世就会成为一部经典。”（它也确实成了经典。）另外两段广告词是由布罗代尔和沃尔夫写的。布罗代尔是这样写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了一个世界经济。但是，他们从未想到的…也正是沃勒斯坦的思想的独到之处：这个整体（这个世界体系）给欧洲历史的这个主题提供了一个新框架，而且，…极其令人信服”。沃尔夫是这样写的：这部著作对于理解世界体系的发展将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将不得不面对这部著作，与它争论，引用它和学习它，这样才能提出自己的观点，确立自己的新起点。”我之所以引述这些广告词，是因为它们对于下面谈到的事态发展太有预见性了。
有些事态的发展是平行的潮流，因为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frankandgills1993）的前言已经提及，无须在此赘述。但是，我希望至少在这个前言中能够综合地追溯这些情况，因为它们对于理解本书的缘起和目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埃里克·沃尔夫撰写《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1982）是想论证这些民族是如何在丧失自己的许多幸福和文化的情况下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因为他的主题是，这些民族是有一种历史的，因此他在这个标题后面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出版商不喜欢这个问号，把它去掉了。出版商永远不喜欢问号，所以迈克尔·巴拉特·布朗（michaelbarrattbrown）的著作（帝国主义之后）（1963）也有同样的遭遇。沃尔夫的编辑斯坦利·霍尔维茨曾邀请我为该书写出版推荐书，但因家事缠身，我只好推辞了。我对这部著作极为赞赏，这不仅因为作者在前言中以沃勒斯坦和我的上述著作为他本人的先驱。在1990年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议上我公开表示对埃里克的敬意。当一个研究者说我的著作对沃尔夫产生了某种重要影响后，我立即指出，埃里克和他的著作早就对我具有最重要的影响，给我指明了去拉丁美洲的道路：正是埃里克指出，所有这一切都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有关，在殖民时代已经如此。
事后看，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我被迫拒绝给沃尔夫的著作写推荐书是对的。在阿姆斯特丹，有一次在我家吃饭时，我告诉他，他的这部著作所表现出的“大倒退”使我感到震惊，因为书中说，“资本主义”开始于1800年，而不是开始于他过去曾使我信服的1492年。第二个原因是，自从这次餐桌谈话后，我发现毕竟有更多的理由使人赞同他这部著作中的观点——正如我现在这部著作所显示的。因为如果有“资本主义”这种东西的话（我现在对此表示怀疑），似乎应该像沃尔夫所主张的那样，把它的开端定在自1800年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但是现在我还认为，他和我在沃勒斯坦的著作护封上提到的“世界体系”比我们三人想象的要早得多。但是，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把世界经济或世界体系称作“资本主义的”，究竟意味着什么？
后来，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janetabu－lughod）写了《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年一1350年的世界体系》（1989）。在这部著作问世的几年前，有一个杂志的专刊专门讨论她阐述自己观点的一篇文章。应编辑的邀请，我写了一篇评论（frank1987）。这促使我回过头来思考我原先“暗中的怀疑”：“现代”世界体系可能有更早的起源。阿布一卢格霍德肯定了这种更早的起源，并揭示了她所谓的“13世纪世界体系”。但是，她说，这不过是另一个异样的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前身。她接受了沃勒斯坦的说法，即现代世界体系是在1450年以后独立（重新）发明出来的。我在另一篇关于她的著作的评论中发挥了我的主要批评论点（frank1990b）：“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是一个新发明，而是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说的至少从1250年就已经存在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如果这个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确定的开端1450年以前已经存在了200年了，那么为什么不会更早一些呢？
在《世界积累，1492年一1789年》的前言中，我引用并发挥了另一个告诫，我称之为费正清第二法则：“绝不要从开端开始。历史研究应该向后推进，而不是向前推进。……要让问题引导着你向后回溯。”这里的“问题”就是“世界体系”的起源及其性质，而它引导着我的历史研究回溯到我能发现证据的最早的时代。如果“这个体系”的开端不是在1800年，也不是在1492年或1450年，甚至不是在五250年，那么很可能是在公元1000年前后。当然，沃勒斯坦从来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会说，“长波周期是决定性的”这个道理早已说清，而且已经得到公认。在他看来，这种周期是在以又年以后开始上扬的，但是在1250—1450年间是下落的，以前在1050—1250年间曾经上扬（wallerst。in1992，1989年以未定稿形式被传阅人作为《评论》的主编，他十分大度地发表了我的第一篇争论文章。这篇文章认为，基于许多理由，包括沃勒斯坦本人提到的这种长周期，我们可能应该把世界体系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时代（frank1990a）。
巴里·吉尔斯（barrygills）早就写了（但未发表）某些类似他几年前写的东西。当他读了我的1989年这篇文章的未定稿后，我们建立了密切联系，然后开始了共同的研究工作。其结果就是我们合作的文章，包括论“积累的累积”，论公元前1700年到公元1700年的长周期，关于五千年世界体系的交叉学科导论，以及我们共同编辑的著作《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计。吉尔斯慷慨地让我分享他的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素养。他还让我利用他的宝贵藏书和他的早期手稿。他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否则我就不可能有这样快的进展。另外，他还把我带进了“国际关系”和“霸权”等领域，我虽然对这些领域兴趣不大，但为了我们的合作还是尽力而为了。
与此同时，克里斯托弗·蔡斯一邓思（christopherchase－dunn）开始与托马斯·霍尔（thomasd．hall）合作。克里斯是一个数字专家，他给了我许多帮助，对我和另外一些学者的依附理论进行了“验证”并提供了证据。另外，我们两人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尝试着把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纳入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中。霍尔把对西南美洲的部族社会研究扩大到对其他游牧民族的研究，而且与蔡斯一邓思一起对世界体系“边缘”或暂时处于“世界体系”之外的“边疆国家”进行了研究。他们两人合作，基于对若干小型的和大型的“世界体系”的比较分析，着手建构更宏观的世界体系。这些小型和大型的“世界体系”包括吉尔斯和我研究的一些小型坦重要的“世界体系”，以及大卫·威尔金森（davidwilkinson）提出的“核心文明”，蔡斯一邓思和霍尔重新组合和命名的“核心世界体系”。
蔡斯一邓息还敦促我参加了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会（iscsc）的1989年年会。在会上，我见到了威尔金森和斯蒂芬·桑德森（stephensanderson）。接着，我又出席了世界历史学会（wha）的1989年年会，见到了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他激励我树立起研究历史的信心。wha新创办的世界历史杂志）的主编杰里·本特利也出席了这两个大会，随后发表了我对阿布一卢格霍德著作的评论和我的另一篇文章《对世界体系史的期望》（frank1990b，199la）。桑德森还在他的著作《社会转型》（1995）中对平行的分支进行了研究。这部著作包括一项与英国进行比较的日本发展研究——我在本书中使用了这项研究的成果。桑德森随后又主编了iscsc的杂志（比较文明评论》的一期专刊，由此产生了他主编的一部比较研究著作《文明与世界体系》（1995）。这部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许多作者的文章以及我的文章《重看现代世界体系：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们。这一时期，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modelski）和威廉·汤普森（williamr．thompson）（1992，1996）也扩展了他们长期合作的领域，从早期偏重于1494年以前欧洲世界的政治霸权和战争，扩大到研究自公元930年起中国的革新和康德拉捷夫周期以及史前的世界体系演变。我在《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中的前言中已经表达了我对这些同道以及朋友们的合作、帮助和鼓励的感谢，在此我还要重申这种谢意。
这部由我和吉尔斯主编的著作的宗旨是，沃勒斯坦所谓的“现代”五百年的世界体系的那些特征也可以在至少上溯五千年的同一体系中看到。大卫·威尔金森、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friedman）和凯萨·埃科尔姆（kaisaekholm）也持有类似的论点（他们的论点是早就独立提出来的，此时相互产生影响）。我的朋友（以及关于最近时代的另外两部著作的合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萨米尔·阿明（samiramin）各写了一章，不赞成推到1500年以前的论点。沃勒斯坦（1991，1993）捍卫他的“世界一体系”论，反对我的“世界体系”论，依然主张我们应该‘北稳舵柄”（wallerstein1995）。他和阿明在为一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chewanddenemark1996）所撰写的文章中继续坚持他们的立场。阿布一卢格霍特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明确表态，认为无法说清我们讨论的究竟是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现代的一个新世界体系（frankandgills1993）。
世界历史的现代“开创者”威廉·麦克尼尔欣然地写了一个前言（而且是以“历史学家代表的身分’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而写的）。他此时承认，他本人的著作《西方的兴趣（1963）对世界的体系性联系注意不够，我们应该用各种交往网络来逐渐描绘出这些联系。我对此深表赞同。我与麦克尼尔的芝加哥大学同事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hodgson）曾在1954年同住一个公寓。马歇尔曾向我谈过他自己的一些文稿——现在其中的一部分收入他去世后出版的幢新思考世界历史）（1993）。可惜的是，当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意思。如果当时我能理解的话，我就不会在历史丛林中几乎茫然地游蕩了近40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能够充分地利用霍奇森的成果，并认真地遵循他的指示去重新思考世界历史。
回答阿布一卢格霍德的问题——我们究竟是在探讨同一个世界体系还是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与按照麦克尼尔和霍奇森的建议行事，看来是两件相关的事情：一是追溯阿布一卢格霍德所谓的13世纪世界体系的起源。她自称没有兴趣做这件事。但是我有兴趣颀且尽力做了（frankandgills1993）；另一个任务是，寻找阿布一卢格霍德的世界体系或弗兰克和吉尔斯的五千年世界体系与近代早期历史之间的连续性。她也不愿意做。因此，这就成为本书的任务。但是。这就会引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对于重新解释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体系的近代早期（以及当代和未来）历史，我们对1500年以前的历史的解读究竟能够提供什么启示。
1993年。我读了布罗代尔三卷本《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助的第3卷《世界视野》，又重读了沃勒斯坦的一些著作，旨在对他们的著作作一番深入的批判。当时我仅限于证明他们的资料，尤其是布罗代尔对资料的考察是如何与他们有关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论点自相矛盾的。我最初发表的一篇批判文章是《欧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