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和韦伯那里能够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历史对于理解社会的重要性。虽然他们确实关注如何把握一般性和普遍性，但是他们也关注特殊时期的具体环境，以及各种不同地区的相似性和差异。他们明确地承认，要对社会事实作出充分的解释，就必须对事实是如何发生的历史作出说明；他们承认，比较历史分析对于研究稳定和变迁是必不可少的。简言之，这两位杰出的思想家也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历史社会学的设计师；因为他们两人都赞成一种开放的、以历史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
埃尔文·蔡特林在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对普遍性的期待，无论是多么真诚的追求，从来没有像这样被满足过。……社会科学是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形成的，因此毫不奇怪，它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当时的欧洲世界觉得自己是文化上的胜利者。……
任何一种普遍主义都会激起反响，而这些反响在某种意义上是由占支配地位的普遍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检查我们的理论前提，看看是否隐藏着未经证实的先验假设，乃是当今社会科学首先考虑的一件事。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1．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对象
我的论点是，多样性里存在着统一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统一性本身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不断地改变多样性的，我们就不能理解和欣赏世界的多样性。我们大家都必须生活在这同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必须容忍和能够欣赏统一性里的多样性。当然，我说的是容忍和欣赏民族、性别、文化、趣味、政治和肤色或“种族”的多样性。我不赞成不去进行斗争而认可性别、财富。收入和权力的不平等。因此，如果有一种世界视野能揭露当今在某些圈子里重新流行的所谓“种族清洗”和“文明的冲突”在主观上的不道德和客观上的荒谬，那么我们大家都能从中受益。本书就是想从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角度，为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视野和理解提供某些基础。
布罗代尔是欧洲史专家，也是罕见的世界史专家。他指出：“欧洲最先创造了历史学家，然后充分利用他们”来促进欧洲人在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利益。这句话在几个重要方面是令人惊讶的。首先，撰写历史著作不是欧洲人发明的，甚至也不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发明的。中国人、波斯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早就撰写历史了。其次，希罗多德本人就坚持说，“欧洲”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欧亚的一部分，而欧亚内部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或许布罗代尔的脑子里想到的是在希罗多德之后很晚近的一代历史学家。但是，即便是这些发明了欧洲中心历史的历史学家，也远远晚于伊本·巴图塔（比nbatuta），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拉什丁（rashidal．din）等这些名声显赫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编年史家和世界旅游家。他们早就撰写了非洲一欧亚世界的历史，而且很少带有阿拉伯中心论或伊斯兰中心论的色彩。
的确，欧洲人似乎发明了地理学，因为虽然‘欺亚”这个概念的发明者处于这片大陆的边远半岛，但是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命名。在马歇尔·霍奇森于1968年过早地去世之前，他谴责了按照墨卡托投影绘制的地图，因为这些地图把小小的不列颠画得几乎与印度一样大（hodgson1993）；布劳特（1993）也揭露了“历史的边界”的地图绘制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马丁·刘易斯（martinlewis）和卡伦·威根（karenwigen）（1997）则发表了《大陆的神话》。一个例子是，欧洲人不顾实际地理状况，坚持把他们的半岛说成是“大陆”，而人数众多的印度人则只占有一个“次大陆”，中国人至多占有一个“国度”（country）。实际上相应的地理和历史单位是“非洲一欧亚”（afro－eurasia）大陆。但是这个单位更准确地说应该像阿诺德·汤因比所建议的那样称作“非亚”大陆（afrasia）——世界历史学会前主席罗斯·邓恩（rossdunn）最近再次提出这种建议。甚至这种构词也还不能反映出这两个大陆的地理幅员、人口密度以及历史重要性。当然，欧洲在这几个方面都望尘莫及。
诚然，后来的历史学家全神贯注于他们自己的欧洲肚脐眼儿。但是，这可以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影响来解释，甚至开脱。总之，历史学家之所以撰写“民族的”历史，是因为受到这么强大的影响，从而反过来从意识形态上支持欧洲和美洲的“民族主义”，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然而，这些历史学家超出了他们自己“民族”的范围，竟然宣称“欧洲”或“西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其他地区的“肚脐眼儿”或“中心’（也就是心脏与灵魂）。如果说他们对别人有什么赞扬，那也不过是很勉强地在“历史”方面，而且这种“历史’欺像东方快车，行进在仅有的向西铺设的轨道上，穿越时间隧道，从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到古典的希腊和罗马，再经过中世纪（西方）欧洲，开到现代。波斯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有时受到有礼貌的接待，但更多遇到的是不太礼貌的接待。除了周期性地出现在中亚并肿‘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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