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霸权之前的亚洲的世界经济体系》（frank1994）。这个标题把沃勒斯坦和阿布一卢格霍特著作的标题与乔杜里（k．n．chaudhuri）（1990a）的新著《欧洲之前的亚娜的标题编织在一起。我和乔杜里都认为，在欧洲之前的世界经济中，亚洲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接近于称霸。重读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就会发现，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与他们的论点相矛盾，他们的著作其实表明，在近代早期，不是有若干个世界经济，而是只有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而且与他们的错误说法相反，在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占据霸权地位。因此，也与他们的说法相反，这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不可能起源于欧洲。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第五卷护封上的3个广告词的含义也就显露出来了。布罗代尔说，沃勒斯坦给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新框架，从而使历史学家能够对已有的知识——即欧洲以自己为中心组建一个世界——作出更好的解释。我写的广告词说，这部著作会立刻成为经典，因为我们需要用它来恰当地估价后来的所有发展。埃里克·沃尔夫补充说，人们不能回避沃勒斯坦的这部著作，必须与之争论或向它学习，这样才能获得自己的出发点。
布罗代尔的广告词既有正确的一面，又有错误的一面。我对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批评就是既向沃勒斯坦学习，又与之争论：沃勒斯坦的确为欧洲历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框架，然而，尽管沃勒斯坦这部著作的书名是《现代世界体系），但是他并没有为世界历史提供一个更好的框架。而且，布罗代尔以及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都错误地以为自己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了一个世界。我在上面引述的一些批判表明，欧洲并没有自我扩张到把世界其他地区都“并入”“欧洲的世界一经济／体系”。相反，欧洲是后来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或者说加强了原来与之较松散的联系。把阿布一卢格霍德和乔杜里的著作标题结合起来，值得骄傲的地方应该属于“欧洲霸权之前的亚洲”。或者再加上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著作标题，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欧洲霸权之前亚洲现代世界体系视野”。
就此而言，我以前谈到，大约20年前我的两个15岁左右的孩子对我说的话。我和他们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话会如此切合本书的主题。保罗说，拉丁美洲是殖民地，不可能是封建的；米盖尔说，英国是一个低度发展的国家。这些说法对于本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拉丁美洲是殖民地，那是因为它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不仅不能说它是“封建的”，而且如果不把它当作世界经济或体系的依附部分，而把它归入其他范畴——甚至“资本主义”范畴——也是大有疑问的。如果这样定义它的话，我们能有什么收获呢？实际上会一无所获：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方式”上，仅仅会转移我们对更重要的、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的注意力。关于这一点，我在别的地方就已经论述过了。
在这种世界经济／体系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低度发展的发展”。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现在依然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发现，正如我的儿子米盖尔于1978年观察到的，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首相以前，“大”不列颠也是低度发展的。米盖尔（或许还有撒切尔夫人）缺乏后来才会有的世界体系的眼光，不可能得出以下的结论，但我们却能看到，自从倍乃年的大萧条以来，英国就一直处于低度发展状态。为什么会是这样？借助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视角，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些部门、地区、国家以及它们的“经济”在整个世界经济和体系中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不仅有上升，而且也会有下降。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衰落，它的优势开始被德国和北美夺走。它们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或者说是一次从1914年到1945年的漫长的世界大战，就是要争出一个结果：究竟谁将取代英国。在某些人看来，很可惜，今天，他们在阳光下的地位又在被东亚的“朝阳”所取代。本书的一个论点是，这些发展变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直到1800年前后，东亚一些地区早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的兴起”来的比较晚，而且比较短暂。
因此，我在写作本书时，最初的首要目的之一是要证明，早先就有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然后欧洲人才能在这里面大显身手和颐指气使。由此很自然地派生出两个推论。第一个推论是，直到1800年前后，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东南亚和西亚比欧洲更活跃，前三个国家和地区比欧洲对这个世界经济的作用更重要。第二个推论是，那种宣称“历史学家已经知道欧洲是以自己为中心而组建一个世界”的说法是完全反事实和反历史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欧洲是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买了一张搭乘亚洲列车的车票。但是，不论对于历史还是对于基于历史理解的社会理论，这个历史事实还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的朋友艾伯特·伯格森（albertbergesen1995）在其论文（让我们成为世界史方面的弗兰克》中指出，“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肇始于欧洲”这一命题也打破了所有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欧洲中心论是基于欧洲一时的领先优势和结构优势，把世界其他地区说成是围绕着欧洲组建起来的。如果欧洲没有这种地位和功能，那么派生的欧洲中心论也就失去了它所宣称的历史学家“知道’初坚实的历史根基。这样，西方社会理论的构架也就摇摇慾坠了。正是由于这种理论构架的解体，至少是由于它的主要设计师以及所有的“大厅级”建筑者犯的错误——在不牢靠的历史地基上建造他们的理论构架，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正如我在第1章中所论证的，这些社会理论的设计师包括马克思、韦伯、沃纳·桑巴特、卡尔·波拉尼等等，还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弗兰克。所有这些人都（错误地）把他们各自理论的中心位置给了欧洲，而欧洲在过去的世界经济中从未实际占有这种位置。这把我们置于什么境地了呢？看吧，正如俗话所说的，（欧洲的／美洲的／西方的）皇帝什么衣服也没穿。光着身子！
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人们已经对这种欧洲中心论提出了一些相当著名的批判，例如爱德华·赛义德（1978）所讨论的东方学的概念，马丁·伯纳尔（martinbernal1987）在《黑色的雅典娜》中提出的西方文化的非洲起源，萨米尔·阿明对欧洲中心论的讨伐，以及我在第1章中所提到的另外一些人的著作。我在这里提到这三个主要人物是本书的批判部分的一些先驱。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jm．布劳将。他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一书中彻底摧毁了一切欧洲“特殊论”（例外论）的神话。这些学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展示了现在赤身躶体的欧洲中心论皇帝。这使人们想起列宁的那句名言：怎么办？伯格森主张，我们应该做点“全球研究”，即使我们还不清楚究竟如何研究。
虽然有的人会对欧洲中心论这个皇帝的赤身躶体感到不安而试图给他做一套新衣服，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根本不同情任何皇帝。但是，我也不会天真地以为我们可以把他抛在脑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来“解构”他和他的皇袍。我认为，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世界秩序（或无秩序），我们急切地需要有另一种“世界视野”。
《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报（注意：带问号）是我构造另一种“世界视野”以及把握其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工具的第一个尝试。玛尔塔·富恩特斯曾经说我依然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因为我总是问她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她说，我说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在体系结构里的“功能”。她认为，我满脑子想的就是这一点。我认为，体系确实就在真实世界里面，我们也该为这个体系及其结构和运动给制一幅哪怕很简陋的图像。我的朋友罗伯特·德内马克（robertdenemark）赞同我的观点。他参与主编了一本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对此我十分感谢。但是，他对我们两人有很高的要求。他主张，我们应该（他愿意帮助我）研究整体（体系），因为整体大于部分，也大于总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更整体主义的理论和对整体世界的分析，而不是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各个部分的分析。
可借，我们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术语（更不用说分析性概念和全局性理论）来取代“国际”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国际”关系的说法。论述“全球体系”中的“世界贸易”（或相反）仅仅是沿着正确方向迈出一小步。关键在于解释贸易和货币在世界经济“实体”中的流动是如何类似于带氧血液在循环系统中的流动（或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世界经济也有骨架和其他结构；它也有维持生存的器官——其“功能”也是由整体决定的；它有各种按日。按月等等计算的短周期和长周期（实际上是一种生命周期）；因此，它看上去是世界万物进化（但不是无定）图式的一部分。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经济和‘材系’讲不是独立于生态系统或宇宙之外存在的，它可以也确实与这二者有互动关系，而这二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全面关注。讨论我的思想的文集的另一位主编丘兴（chewsing，译音）则认为，我的“人类中心’分析尝试是远远不够的。他说，我们需要的是“生态中心’理论和实践。可惜，我们，至少是我，缺乏足够的概念资源来解决这些问题，更谈不上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了。
本书是把德内马克和我的“（整体）世界视野”推进到近代早期世界经济史的第一次更为整体主义的尝试。本书的宗旨是，考察世界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功能、运动是如何影响乃至决定了各组成部分的变化。整体不仅大于部分的总和，而且规定着部分及其相互关系，反过来又会改造整体。
因此，这部著作也记录了我们的研究起点是如何从原有的既平行又有交叉的各种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本书力求超越这些研究，按照沃尔夫所要求的，提出我自己的观点，确立我自己的新起点。这也就意味着与他和前面提到的各位决裂。但是，我依然要感谢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人所给予的帮助。
1994年3月，我欣然接受了我的长期合作者巴里·吉尔斯和他所在的纽卡斯尔大学的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建立新视野的合作项目。我们完成的20页初稿所用的标题是；“亚洲霸权下的现代世界体系：1450－1750年的银本位世界经济”（gillsandfrank1994）。由于我的身体原因，这项研究中断了。直到1995年后半年，我才能够重新开始这项研究并加以扩展，但是由于我从阿姆斯特丹大学退休了，所以现在只能由我自己在多伦多来完成了。
实际上这不是由我一个人完成的！1995年我与南苗·豪厄尔在多伦多结婚。她在感情和精神上给了我无法言喻的支持，使我能够重新开展这项研究并写成了这部著作。如果没有南普，我就不可能承担这项工作，更谈不上完成富了。另外，她还在我们家的漂亮书房里给我提供了必要的设备，并使我能够利用多伦多大学的图书馆设施（我没有别的机构支持）。
这些条件使我能够使用电子邮件来与世界各地的同行交流本书中的有关问题和所需资料。除了我前面已经感谢过的学者外，我在这里还应提到一些我曾经请教过（有些是用普通信件）的学者，特别感谢其中一些人给予我的莫大帮助：加利福尼亚的bobadams，芝加哥的jimblaut，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gregblue，佐治亚的terryboswell，多伦多的timbrook，亚利桑那的lindadarling，亚利桑那的richardeaton，加利福尼亚的dennisflynn，英国的sievefuller，日内瓦的paulofrank，加利福尼亚的jackgoldstone，东京的滨下武志，纽约州宾汉顿的油田禅洲，安卡拉的huricihanislamoglu，北卡罗来纳的martinlewis，密西根的victorlleberman，荷兰的angusmadison，波士顿的patmanningjll利福尼亚的bobmarks，佐治亚的joyamisra，新西兰的brianmolougheney，多伦多的johnmunro，加尔各答的rilamukhefjee，爱达荷的jackowens，法国的frankperlinjll利福尼亚的kenpomeranz，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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