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料。蔗糖、皮毛和水银（用于熔炼本地的银）。正如池田禅洲（satoshiikeda1996）指出的，日本对亚洲、尤其中国的立场与欧洲很相似：它们都从中国进口商品，出口白银作为支付手段（不同之处是，日本自己出产白银，而欧洲从美洲掠夺白银）。日本的货物大多是用中国货船运送；只有一部分最初是由葡萄牙船运送，后来由荷兰船运送，这些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是到日本来获取白银、铜以及其他出口物资的。流球的商人和货船也是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贸易的中介。日本还建立了本国面向出口的陶瓷业，以与中国竞争。趁中国明、清交替，南方政治失控之机，日本在1645年以后缩减了80％的中国瓷器进口，自1658年起日本更是成为一个面向亚洲、波斯湾和欧洲市场的重要出口国。
里德（reid1993）指出，在17世纪和18世纪，日本的经济优势足以与先进的欧洲国家相媲美。
就日本而言，在1570年到1630年这一时期，国家实现了统一；城市繁荣发展，成为兴旺的国内贸易的中心；矿山出产质量优异的白银，使得日本能够与东南亚展开十分活跃的贸易。日本船只依然不准与中国进行直接的贸易活动，因此日本白银与中国丝绸及其他产品之间的交换只能在东南亚的港口、尤其是马尼拉和会安（位于越南中部，西方n称作fiafo）进行。an1604年fu1635年，每年大约有10艘日本货船获准与南方进行贸易，其中绝大多数开往越南（在这31年间有124艘船）、菲律宾（56艘）和逞罗（56艘）。1635年，这种活动嘎然中止……（但是）在该世纪的余下时间里，日本的贸易额依然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但只能通过荷兰人与中国人在长崎受到严格控制的贸易活动进行。（taring1992：467一468）
总而言之，日本的出口额估计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0％。据记载，从1604年到1635年，有335艘商船获准驶往东南亚，而且日本人控制了通罗的贸易（klein1989：76）。基本上在这同一时期，日本进口的中国丝绸增长了四倍，达到40万公斤；甚至中国度过了该世纪中期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后，在1650年代，每年都有200艘货船抵达长崎（howe1996：37，24）。
从1500年到1750年，日本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600万增长到2，600万一3，200万之间（见表4．1和表4．2）。但是，克里斯托弗·豪（howe1996）认为，人口的年增长率为0．8％，仅从1600年到1720年就增长了一倍多，达到3，100万人。而苏珊·汉利与山村（yamamura1977）所作的人口研究则认为，1721年人口达到2，600万。以后的资料显示，日本人口基本上稳定在这一水平。
关于17世纪后半期和18世纪日本经济的发展，一直有些争议。早先有一种观点认为，“锁国”造成了“停滞”。新近的研究修正了这种观点。虽然日本的人口保持稳定（同时，亚洲许多地区人口在继续增长），但是日本的农业生产和其他部门的生产还在继续增长。因此，按照汉利和山村（1977）和豪（1996）所作的新计算，在18世纪，人均收入是增长的。
豪（1996）仍然支持那种说法：日本的外贸在衰退，在1688年以后尤其明显，在整个18世纪始终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但是池田的著作（1996）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新进展，证明锁国政策根本没有引起外贸的减少。中国丝绸的进口直到1600年依然在继续进行，甚至有所增加，直到1770年也没有结束。另外，通过朝鲜和琉球进口的丝绸数量有时甚至超过从长崎进口的数量；官方也始终未能控制住与中国南部的非法贸易。日本与东南亚，包括缅甸的贸易也在继续蓬勃发展。现在看来，与早先的设想相反，日本的白银出口甚至延续到18世纪中期。当然，外国商船，尤其中国商船继续造访日本。
总之，正如这些以及其他研究成果（例如约翰·霍尔主编的＜例桥日本史》，1991年）所显示的，日本的人口先是迅速增长，然后稳定下来，同时，经济上发生了相当广泛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我们将在第4章考察日本的人口增长及其一部分机制。在此，我只想简单地评论一下令人叹为观止的日本城市化。在155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从1个增加到5个。到18世纪，日本的城市人口比例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和欧洲。大皈一京都和江户（现在的东京）都至少有100万人口，江户达到了130万人口（howe1996：55）。到18世纪晚期，日本有15％到20％的人口已经城市化了（howe1996：55，63）；有6％——按照桑德森的研究（1995：151），甚至达到10o一13％——的人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而当时欧洲仅有2％的人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里（hall1991：519）。进一步说，日本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3％，但是全世界生活在10万人以上城市里的人口中有8％是日本人。基于这种情况，那种认为德门时期、甚至更早时候的日本处于“停滞”、“封闭”乃至“封建”状态的说法，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否定。的确，我们甚至应该修正这种观念：1853年海军准将培理的叩关才使日本“开放”，1868年的明治维新造成了与德门幕府时期传统之间的突然决裂。与罗马一样，现代日本不是在一天里建成的，甚至不是在一个世纪里建成的。
（九）中国
在明、清时期，中国的生产、消费和人口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只是在17世纪明、清交替之际有过短暂的中断。有关这一中断的情况，我们将在第5章中予以考察。这里，我们先来考察中国的生产和贸易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它们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关于蒙古人入侵以及元朝统治造成了多大的变化，我们这里暂不考虑。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1400年到1800年的明代和清代，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人们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经济世界，在明朝于15世纪停止了海上扩张、清朝于17世纪对海上贸易严加限制之后尤其如此。下面我们将用事实对这种流行观念提出挑战。
诚然，中国的海上扩张，尤其是1403年后郑和主持的海上扩张活动，在1434年嘎然中止。其原因一直引起许多人的思考，但是先前的扩张和后来的收缩无疑与中国同大陆西北部的蒙古人及其他民族的关系相关，也与明朝迁都相关。明朝迁都到靠近边境的北京，也是为了更好地对付蒙古人卷土重来的威胁。1411年，大运河重新开通，主要用于从长江流域的生产和人口中心向遥远的北京和边镇供应大米，由此也减少了对沿海海上商路以及航海商人和海军的依赖。南方海上利益集团与北方大陆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经济冲突越来越以有利于后者的方式解决。与此同时，沿海的日本和中国海盗和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反而加强了内陆利益集团的势力，导致了当局对海上商业活动的进一步限制。直到1567年，迫于南方、尤其福建有关利益集团的要求，这些限制才被放弃。与此同时，1571年，中国不再与亚洲内陆的蒙古人对抗，削减了2／3以上的军队，重新恢复了对北方边疆游牧民族的和谈绥靖政策。
但是，东南的海上贸易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非法贸易很快就与“日本人”（其实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海盗活动交织在一起，发展得十分兴旺，其交易量远远超过官方的“纳贡”贸易（hall1991：238）。中国东南沿海的进出口贸易周期性地出现小gāocháo；而且，至少从1570年起，到1630年前后，当明朝政府的财政急转直下之时，这种贸易出现了复苏和繁荣（详见第5章）。
人口、生产和贸易
人们对于明代中国人口有各种估算，说法不一。1393年的人口普查数字为6000万，但有人认为，实际数字可能不止于此（brook1998）。威廉·阿特韦尔（atwell1982）估计，1500年，人口已达到1亿。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一个世纪以后，即1600年才达到这个数字。但是，费正清（1992：168）认为，到1600年时，有1．5亿人，布鲁克（199）则认为，可能达到了1．75亿人。何炳禄在《中国人口研究》一书中认为，实际人口数字通常都超过官方记载的数字，例如，1740年可能至少超出20％（hoping．ti1959：46）。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明代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口增长了一倍或更多。在结束了17世纪中期的危机之后（有关这一危机，详见第5章），中国重新开始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城市化和生产增长。表4．1在综合了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对中国人口的估计是，1500年为1．25亿（表4．2的保守估计为三亿），1750年为2．7亿（保守估计为2．07亿），1800年为3．45亿（保守估计为3．15亿）。在这三个世纪里，中国人口翻了三倍，远远高于欧洲的人口增长。在17世纪初的明代晚期，当时出现了一些大城市（虽然五百年前的宋代已经如此），如南京达到100万人口，北京超过60万人口。到1800年，广州与邻近的佛山加起来，有150万居民（marks1997a），其数量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
中国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得益于西属美洲和日本白银的进口。当然，这种增长首先得益于引进早熟水稻并因此而有一年两季的收成，其次得益于引进美洲的玉米和红薯，从而使可耕地面积与粮食收成都有增长。但是，17世纪初期和中期，中国的经济与政治都遇到了暂时的麻烦，这或许应归因于这种人口增长以及气候原因（见第5章）。人口和生产都出现了衰退，甚至暂时出现了急剧的下降，但是从17世纪末又开始恢复，在整个18世纪以加速度发展，到1800年大约达到了3亿人口，或者说几乎翻了三番（eberhard1977：274）。
王国斌对中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的扩张作了一个总结：
有关经济作物、手工业和贸易的增长的基本情况，在中国和日本的文献中有很好的描述。……最引人注目的是，临近上海的长江下游地区棉织业和丝织业的发展。这两个主要手工业部门和水稻及其他经济作物的发展，创造了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经济。长江中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北、尤其是湖南和四川等省份出产的稻米顺流而下运往这个地区，供应当地居民。由于市场的扩展把越来越多的地方联系起来，这些省份的部分地区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相关的手工业，如棉花、靛青、烟草、陶瓷和纸张。
市场的扩展在长江一带表现得最明显，但也不限于这这一广大地区。在中国南部和东南部的一些地区，经济作物和手工业也得到发展。广东珠江三角洲出产甘蔗、水果。蚕丝、棉花、五金器具、香油以及桐油。东南沿海一带，16世纪时的外贸活动刺激了茶叶和蔗糖这些经济作物的生产。（wong1997）
岭南地区，尤其是广东和广西以及福建，呈现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外贸，尤其是换取白银的丝绸和瓷器出口刺激了这些省份的经济发展。有一位总督说，每年有上千艘大船出入广东。这或许是夸大之词。但是有一个英国船长也说，1703年，在广州海面上大小船只有五千艘（marks199662）。马克斯分析了从16世纪到19世纪这种外贸对内贸、农业的商品化以及环境的影响。在16世纪后40年，广东的粮食市场的数目增加了75％，其发展速度比人口增长速度要快得多。马克斯的结论是：
经济的商品化是使旧貌换新颜的强大力量。珠江三角洲的农民不仅把水田改造成鱼塘和桑树堤（这些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商业效益，而且还有生态上相辅相成的作用，对于饲养桑蚕十分必要），而且他们由此而产生的粮食需求也使得岭南其他地方的许多农业区变成了单一生产外销水稻的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只种植经济作物，把水稻生产推给了珠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农民以边缘的丘陵地生产的红薯和玉米为生，而把水田出产的大来顺流而下运往珠江三角洲。…（但是）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越来越多的刺激，这整个体系是不可能维系的。（marks1996：76）
然而，大米供应的短缺是不可避免的。18世纪初，经济作物（包括甘蔗，一度还有棉花）的种值占用了广东的一半耕地，广东只能生产出所需的一半大米。因此，需要从外面包括东南亚输人的大米总量越来越大。对此，北京中央政府一再使用免税政策来鼓励复耕边缘上地和开垦丘陵土地。这就导致了毁坏森林、水土流失和其他的环境破坏。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提到的两个相关因素或许对于世界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因素是中国的生产和出口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的领先地位。中国在瓷器生产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丝绸生产方面也几乎没有对手。这些是中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卖给其他的亚洲买主，其次是供应马尼拉一美洲贸易（flynnandgiraldez1996）。另一个同样被柏林和吉拉尔德兹强调的重要因素是，中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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