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的地位和作用。当然，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关联在于，直到19世纪中期为止，中国长期保持的出口顺差主要是通过外国人用白银偿付来解决的。
然而，中国对白银的吸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明朝政府抛弃了元朝乃至更早的宋朝部分使用纸币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发生危机时，滥印纸币总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明朝政府先是停止了纸币的印制，接着又停止了纸币的使用，从而完全使用铜钱和银锭。另外，货币税收的份额越来越大，最终演变成完全用白银交纳的“一条鞭”法的税制。正是中国对白银的公共需求、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和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出口顺差，导致了对世界白银的巨大需求，并造成了世界白银价格的上涨。
因此，柏林和吉拉尔德兹说：“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欧洲和中国就不会有同样的‘价格革命’，也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它是靠出售白银而得以生存）。”这种说法并非耸人听闻。的确如此，只不过正如我在第3章中将要论证的，中国的商品生产足以使之控制住通货膨胀。
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先后抵达东亚的口岸，力图成为中国与其邻国贸易的中间商，从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扩张中分得一羹。当然，他们以及另外一些人也把一些重要的美洲作物引进中国，其中如玉米和红薯等对于中国的农业生产和消费增长产生了重大作用。
我们现在最好来研究一下中国物产丰富的经济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进入世界经济。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出口丝绸、瓷器和水银，在1600年以后还出口茶叶。但是，中国也是锌以及铜镍合金的产地，这两种东西在其他国家也被当做铸币的合金原料。当时有一个名叫波特洛（botero）的人指出：“从中国输出的丝绸数量几乎超出人们的想象。每年有一千英担丝绸从这里输出到葡属印度群岛，输出到菲律宾。它们装满了15艘大船。输往日本的丝绸不计其数……。”
明代中国实际上垄断着世界市场上的陶瓷。不过，80％的瓷器出口是输往亚洲，其中20％输往日本。输往欧洲的瓷器在数量上仅占16％，但都是优质产品，其价值高达中国瓷器出口的50％。然而，明、清王朝的替增使得1645年后瓷器出口减少了2／3以上。尤其是从1645年到1662年这段时期，盘踞福建的郑氏家族依然效忠于明朝，几乎完全控制了已经大大萎缩了的出口贸易。萎缩了的瓷器出口贸易持续到1682年。在此之后，这种贸易的数量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其市场份额也有所恢复。与此同时，日本和1662年后越南的东京也成为重要出口地。简略地说，东京也向荷兰人供应丝绸，荷兰人再把丝绸运往日本换取白银（kleinl989：80）。中国也向巴达维亚输出丝绸，从那里与孟加拉丝绸一起转口到日本。反之，中国进口印度的棉织品（其中一部分则转手再出口），东南亚的香料、檀香木以及造船木料或船只，以及其他地方的白银。与此同时，中国也生产大量的棉织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也有一部分出口到欧洲。17世纪晚期抵达上海的耶稣会传教士估计，仅此一地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纱xi人（hochuimei1994：201）。
滨下武志（hamashitatakeshi）在《纳贡贸易体系与现代亚洲（1988）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日本与中国》（1994b）两篇文章中对以中国为基础的独立的亚洲世界经济作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解释。滨下（1988：7－8）主张把“亚洲历史（看作）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内部的纳贡关系和纳贡一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北亚有一种中心一边题关系……与邻近的印度贸易区相连接”。演下是以延续到19世纪的古代中国的“纳贡”体系为中心展开分析的：
中国中。c论的观念不单纯是中国的偏见，实际上也是各个纳贡地区的共识。……中国人统治地区的周边藩属纳贡地区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且这种历史还在延续。……因此，所有这些国家彼此之间都保持着藩属纳贡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一种连续的链条。值得注意的是，该体系的另一个基本特，发是，它的基础是商业交换。纳贡体系实际上是与商业贸易关系网络并行存在的，或者说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例如，逞罗、日本和中国南方之间的贸易长期以来就是靠朝贡使团所获得的利润来维持的，甚至有时许多非纳责贸易几乎得不偿失。……中国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渗透以及‘海外华人”的迁徙，在历史上与这种贸易网络的形成发展相互交织、难解难分。商业扩张和纳贡一贸易网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关系是随着纳贡关系的扩展而扩展的。应该指出，这种纳贡贸易也是欧洲国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中介贸易。……纳贡关系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边的纳贡贸易网，同时从这个贸易网之外吸收着大量的商品。……总而言之，整个纳责和地区间贸易区是以中国纳贡体系为中。。，而且它具有自身的结构规则，通过白银的流通而实行着有条不紊的控制。这个涵盖东亚和东南亚的体系也联结着毗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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