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应该归咎于“商队所通过的大部分亚洲地区所经历的政治动乱。……总之，中亚南队贸易的衰落不能完全归因于经济原因”。
或许如此，但是，这种因果关系为什么不会是反过来呢，即干旱和经济衰落造成了政治动蕩？这样讲通常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更为适用，也更能解释为什么“穿越中国西北部地区的商业活动明显衰落”（rossabi1975：264）。但是，在东亚和南亚，只是在1630年代，气候问题才特别严峻。17世纪初和17世纪末都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大扩张时期。这就使得“衰落’的说法是否适用于中亚也变得可疑了。更引人深思的是，随着18世纪其他地方的贸易扩展和“商业革命”，跨中亚贸易再次复兴。斯廷斯加尔德（1972）指出，这种贸易转到俄国和中国之间偏北的商路上。
弗莱彻（1985）也批驳了那种认为跨大陆贸易被海上贸易取而代之的论点（或假说），但是他注意到从1660年开始外蒙古地区的＂游牧经济衰落”。还是与斯廷斯加尔德一样，他注意到，俄国商人建立的偏北的商路也促成了西伯利亚人口的增长。“布哈拉”商人（不都是来自布哈拉）原先在偏南的穿越中亚的远程商路上占有一个垄断地位，但是，自1670年以后，他们逐渐被俄国商人所取代。弗莱彻还强调了另外三个因素的作用。一个因素是17世纪的人口衰落。这是欧亚大陆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个因素在杰克·戈德斯通对1640年以后的危机所作的人口一结构分析中至关重要，参见本书后面的讨论）。另一个因素是军事技术（即火器）的发展。正如赫斯（hess1973）指出的，这种进步使得战争变得昂贵了，也使得游牧部落从此在与庞大而富有的国家或帝国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弗莱彻提到的第三个因素是，欧亚大陆各部分的地区内贸易都有较大的发展。这种地区性发展看上去有可能缩小跨中亚贸易的市场。但是，事实上，中亚各个部分或地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作为邻近地区的商品供应地和销售市场的功能，结果反而使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和商业上都得到发展。例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香料和丝绸贸易实际上越来越多地利用穿越中亚各地的商队贸易路线。这些商路与欧亚之间的波斯湾和红海商路互相联结，相辅相成。再如，莫卧尔帝国在印度次大陆南部的扩张造成了对骡马和其他军事物资的需求。中亚各地区，无论是靠近波斯的西部地区，还是东边更远的西藏和云南，都“天然地”成为这些物资的供应地。约翰·理查兹（1983）在论述13世纪和14世纪的情况时指出，马可波罗和伊本·巴图塔等旅游者早已谈到这些中亚地区向印度出售马匹来谋取暴利的生意。这种骡马生意持续了很长时间。据记载，17世纪初，中亚有一年出口了10万匹马，其中卖到莫卧尔帝国军营的就有1，200匹（burton1993：28）。
与之类似的是，蒙古人与中国之间的地区贸易虽然像以前那样起伏不定，但始终持续进行。蒙古人的最后一次严重的军事威胁似乎被明朝政府克服了。但是，明朝政府为了应付这种威胁，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北方，甚至迁都北京，并且牺牲了许多海上的商业机会，在1433年突然中止了类似郑和的贸易使团活动。这种地区取向以及战争的新方式和代价，可以解释许多事件。伊森拜克·托根对此作了分析：
本论文的宗旨是，对丝绸之路的衰落这一说法作出进一步的限定，证明（在17世纪）贸易和商人依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原先在丝绸之路上扮演中介角色的一系列国家消亡了。它们的消亡应归因于近代早期定居民族帝国的扩张。正是在这个时候（1698年），其中的两个帝国，即中华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彼此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因此中介国家丧失了原来的功能。结果，商人，具体地说是丝绸之路上的（布哈拉）穆斯林商人变成了帝国内的商人，他们更多地从事帝国内的贸易活动，而不再像过去那样从事跨大陆贸易。（togan1990：2）
但是，正如阿谢德（1993：179）所提示的，这些变化也意味着，东西方的跨中亚商队贸易在17世纪的衰落是由地区性的南北贸易来填补的，因此“中亚没有衰落”（adshead1993：200）。罗萨比（1975：139－65）对中国从中亚进口的货物作了分类：马，骆驼，羊，皮毛，刀剑，玉石，人参以及其他葯材，当然还有黄金和白银。他罗列了中国的出口商品：纺织品，布匹，成葯，茶叶，瓷器。另外，从15世纪晚期以后，一部分白银取代了原来被列为出口物的纸币，因为纸币只能在中国使用。
俄国与中亚的贸易也一直很兴旺，到18世纪更加繁荣。首先，来自中亚的商队也不得不带着一些金银来结算他们购买的俄国货物。但是，在18世纪后半期，由于中亚向俄国人出售越来越多的棉花和纺织品，这种贸易就比较平衡了。然后，贸易的天平倒向中亚，俄国不得不向中亚，后来也向中国出口贵金属（attman1981：112－124）。因此，历任沙皇不断地颁布敕令，禁止出口贵金属和金银币。从17世纪中期开始，尤其到18世纪，俄国政府极力保护本国臣民的商业活动，排斥布哈拉人和其他中亚人的竞争（burton1993）。
伯顿（1993）在概述1559年到1718年布哈拉人的贸易活动时也把非布哈拉人的贸易活动考虑在内。他的论文与所附的地图展示了贸易路线以及大量非奢侈的日用商品的贸易情况以及由此显示的劳动分工。交易的商品种类繁多，在此无法全部列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奴隶（包括来自西方的德意志和东欧的“非基督徒”奴隶以及来自南方的“非穆斯林”印度奴隶）；骡马和其他牲畜以及各种皮毛和皮制品；各种纤维制品和纺织品；靛育和其他染料；金属和金属器皿，尤其是小型武器；各种陶瓷器皿；各种食品，包括粮食、蔗糖、水果、大黄叶柄；葯材；茶叶和烟草；宝石；当然还有资金属和金银币。贸易路线把希瓦、布哈拉、巴尔赫、撒马尔罕、喀布尔等许许多多中亚的商人聚集区联结起来。这些商路向北经由阿斯特拉罕、奥伦堡通往莫斯科，再从莫斯科通往西欧和东欧；向东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直通中国，或者沿东北方向到西伯利亚，再通往中国。伯顿（1993：84）总结道：“纵观这一时期，尽管有各种艰难险阻，（中亚人）还是孜孜不倦地从事贸易活动。他们输送了种类繁多的物品，而且总能适应各种环境变化。甚至在沙皇（设置各种障碍）以后，他们依然继续与莫斯科和西伯利亚通商。”
17世纪上半期，俄国迅速向西伯利亚推进。从此，中国和俄国对中亚和西伯利亚的贸易、领土和政治控制的争夺风云变幻，时起时伏。俄国人似乎更关注（长途）贸易，中国人则似乎看重政治控制，而实现了政治控制，就能保证该地区的纳贡义务和贸易。根据1689年尼布楚条约，双方达成一致，俄国人的贸易活动得到保证，但俄国向中国交出该地区的政治权力。中国在1858－1860年又丧失了这种控制（只是到20世纪中期才恢复了一点儿）。另外，西部蒙古人控制了穿越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北线沿途的绿洲（自汉代以来，中国对这一地带的控制时进时退）。由此引发了争夺这一关键地区的斗争，直到清代，这一斗争才尘埃落定。
（十一）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
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在国际贸易和支付结构中的地位，很类似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在西亚的地位。具体地说，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主要向西欧出口皮毛，也出口木材、大麻纤维、粮食和其他商品，从西欧进口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而且一直是出口大于进口。这种贸易顺差是用主要来自美洲的资金属来平衡的。俄国与波罗的海地区之间的贸易、波罗的海地区与西北欧之间的贸易也是同样的模式（包括从瑞典出口铜、铁乃至后来的木材）。
波罗的海是三条主要的东西贸易通道之一。另外两条从俄国开始的路线分别是偏北方的经由北冰洋的海上路线和经由中东欧的内陆路线。不过，也有穿越俄国的南北贸易路线，主要是沿着大河深入到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位于通向里海的伏尔加三角洲的阿斯特拉罕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为了扶植这种贸易和排斥穆斯林，俄国人设计了一条联结伏尔加河和顿河的运河，但从未付诸实现。俄国向南方主要出口皮毛以及某些金属制品，从南方主要进口丝绸、棉花、靛育和其他染料。俄国在这种贸易中严重入超，不得不转手出口一些金银进行结算。这些金银是它从波罗的海地区和欧洲钢贸易顺差中获得的金银的一部分。
为了促进国内的商业发展和更好地参与国际商业竞争，彼得一世扶植商人，允许他们实行市政自治。沙皇还向欧洲和亚洲派出领事，当然也极力使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活动中占据一个重要地位。为了使俄国控制下的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取代被外国控制的经阿尔罕格尔（archangel，意为“天使长”）中转的贸易，彼得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包括不顾莫斯科的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而建造圣彼得堡（该城取圣彼得的名字，而不是沙皇的名字）和从莫斯科穿越沼泽地通往圣彼得堡的道路。阿尔罕格尔因此衰落。另外，彼得还想修建一个河流一运河联网系统，连通波罗的海、黑海、白海和里海，但没有成功。再有，“人们在强调波罗的海地区贸易时往往会忽略莫斯科的东方贸易的发展，……土耳其、波斯、中亚诸汗国以及中国也在这种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彼得当然也想在繁荣的印度贸易中分得一羹（oi计a1969：129）。阿斯特拉罕就有300多印度商人长期定居，在莫斯科、纳尔瓦和其他地方也有印度商人的定居点；印度的纺织品被运到西伯利亚，再从那里运到今天的卡什加尔中国城．
到彼得大帝统治结束时，在莫斯科地区至少有200个大型工业企业，其中有69个从事冶金业，46个从事纺织业和皮革业，17个制造军火。俄国的生铁产量超过英国，到1785年更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产量（oliva1969：124）。彼得的经济政策也导致了总体上的贸易顺差。1725年，俄国出口额为240万卢布，进口额为160万卢布，盈余80万卢布。
另外，俄国从17世纪前半期开始向西伯利亚迅速扩张，西伯利亚出口的皮毛越来越多地补充了欧俄皮毛出口的供应。因此，货币也流向远东，并促成对西伯利亚的开拓。在西伯利亚和欧亚大陆的东端，俄国人逐渐成为中国丝绸和茶叶的重要客户。沙皇政府还极力在俄国东部一中亚一中国一线的地区贸易中为俄国官方和民间的商人谋求贸易特权。
我们在前面指出，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跨大陆贸易从原来的穿越中亚的南路转移到穿越俄国的北路。这种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是伴随着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移民而发生的。与此相关的的一个因素是，跨边界的中俄贸易越来越多。另外，自16世纪中期伊凡雷帝以来的俄国统治者也一直努力誘使丝绸之路改变路线，从俄国领土上通过（anisimov1993：255）。在西伯利亚流动的和定居的布哈拉商人最初都受到鼓励和保护。但是，由于俄国商人不断地呼吁政府限制乃至消灭这种外国人的竞争，因此布哈拉商人的活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最终遭到禁止。俄国商人的请愿在17世纪中期的金融和贸易危机时期特别强烈（见第5章的论述；另参见burton1993：54）。到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位时期，再次爆发了请愿活动。
1689年彼得大帝签署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承认了中国的政治特权，作为回报，俄国人获得了在西伯利亚进行贸易和对华贸易的特权。在此之后，市场只准俄国人占有，布哈拉人逐渐被清除。一时间，贵金属同时向两个方向流动，但是后来大部分金银锭流向西方，铸币流向东方（attman1981：114－124）。不过，彼得大帝下令禁止出口贵金属和非俄国货物。
彼得大帝决心保护和扩大俄国在东方和南方的贸易。他在写给驻波斯大使的指示中问：“……有没有可能给士麦那和阿勒颇的贸易制造障碍，在什么地方和如何做？”anisimov1993：255）。另外，他产生了另外一些相关的想法：在1772年（利用萨菲王朝的宫廷内江造成的暂时虚弱）发动对波斯战争，然后在门对年与土耳其人瓜分波斯领土和商路，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商业考虑。当他占领了里海的巴库后，他因“踏上了亚历山大大帝（通向印度）的道路”而“举杯欢庆”（anisimov1993：259）。
印度的财富和贸易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彼得大帝念念不忘要寻找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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