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困阿拉伯海地区的内部贸易而有所缓和。但是中东地区不得不用出售地中海的大宗产品，如谷物或羊毛来换取来自印度的产品。不稳定的贸易平桥…对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的通货膨胀起了一种拉动作用。
本章将概述这些全球循环的世界市场关系及其分工基础和贸易（不）平衡的结果，并用地图来加以显示。
在本章的各“地区”说明中，我们会反复看到，农作物的选择与组合变化，或者丛林“[chǔ]女地”的开垦，以及加工业的选择和这些农作物的商品化，是如何回应着当地的刺激和需求变动。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是怎样导致了孟加拉和中国南方的毁林开荒。结果，土地、稻米、蔗糖、丝绸、白银和劳动相互交换，并换取木材及木制品，然后又从东南亚向外输出。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刺激是如何由地区性和地区间的市场力量传递的。而这些刺激又反过来通过竞争或补偿活动向地球的另一面扩散。实际上，有一些压力在同时向东和向西以及新加的反向的环球传递过程中会相遇，例如在印度或中国的乡村相遇。当然，正如第6章论述欧洲情况时所强调的，从美洲输入的蔗糖和从亚洲输入的丝绸和棉织品对当地的食品和羊毛生产是一个补充，解放了森林和耕地；因此，“羊吃人”和人吃一切，也是世界市场的一个结果。
这个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在第3章和第6章中，我们会看到，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后才能够加入到这个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第3章将较详细地考察白银的生产和流动是如何刺激和拓展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不同货币以及其他支付手段之间以及与其他商品之间的套利转换如何促进了一个包容一切商品的世界市场。当然，这整个贸易活动只是由于有了共同接受的货币形式或黄金、白银、铜、锡、贝币、铸币、纸币、汇票以及其他信用票据之间的套利转换才能展开。这些货币在非洲一欧亚内部和周边已经流通了千年之久（根据某些报告，也跨越太平洋，尤其是在中国和西半球之间流通）。但是，从16世纪起，美洲新世界被纳人这个旧世界经济以及美洲对世界货币总量和流动的贡献确实给经济活动与贸易一个新的推动。
（一）13世纪【經敟書厙】和14世纪时的前身
近年有两部著作开始对近代早期的世界历史作出一种非欧洲中心论的读解。它们是珍妮特·阿布一卢格霍德的《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和乔杜里的《欧洲之前的亚洲》。后一部著作的考察截止到1750年。阿布一卢格霍德为我这部著作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特别合适的出发点。她认为，八个相互联系的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结合成一个统一的13世纪非洲一欧亚世界体系和分工。八个相互联系的地区被分成三个相互联系的内部紧密的亚体系：（1）欧洲亚体系，包括香按地区集市、弗兰德尔的工业以及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区；（2）中东心脏地带及其联结东西方的商路，这些商路经由巴格达和波斯湾、开罗和红海而延伸到蒙古人控制的亚洲；（3）包括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在内的印度洋一东亚亚体系。重大的机遇和灾难以及14世纪中期的危机和黑死病对于它们几乎是共同的。
阿布一卢格霍德正确地指出，欧洲是“一个暴发户，处于亚洲兴旺发达的事业的边缘”，因此“不能足够早地开创这段历史反而导致了……对西方的兴起的因果做出一种指头去尾和歪曲的解释”。实际上，她认为欧洲本身12世纪和13世纪的发展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由十字军造成的欧洲与东地中海的贸易。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东方”的财富，十字军东征甚至不可能发生，至少不会有什么结果。实际上，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贸易、工业和财富主要基于这两个城市在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甚至在整个中世纪黑暗时期，意大利城市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这种角色。在公元1000年以后的经济复兴时期，这两个城市竭尽全力接触亚洲的贸易和财富。实际上，热那亚在1291年就曾尝试绕非洲航行，前往亚洲。
由于尝试失败，欧洲只得面对从东地中海出发的三条通向亚洲的主要商路：北路通过黑海，被热那亚人支配着；中路通过波斯湾，被巴格达支配着；取代中路的南路通过红海，促成开罗的繁荣和威尼斯经济伙伴的发达。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时期的蒙古人扩张在1258年攻占巴格达后加速了中路的衰落，从而促成了南路的发展。蒙古人接着控制了从黑海延伸出来的北路，从而促成了经由撒马尔罕等城市的中亚商路。中亚南路及沿途城市在蒙古人保护下繁荣起来。但是，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结束，所有这些商路都饱受长期的世界经济萧条之苦，而黑死病与其说是这种萧条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gillsandfrank1992frankandgills1993）。然而，这一次贸易、生产和收入的盛衰的经济决定因素则远在更东的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1400年前后，一个长周期的经济复兴在那些地方再次开始了。
但是，按照阿布一卢格霍德的读解，在此之前，这个世界体系已经在1250－1350年间达到了顶峯，在此之后，它逐步衰落乃至（实际）灭绝，然后于16世纪在南欧和西欧再生出来。用她的话说，“最重要的事实是，‘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abll、lllgh。d1989：388）我们应该赞同这后一句话，但不能赞同她的时间表，也不能赞同她的说法；13世纪和16世纪不是在同一个世界经济和体系里。阿布一卢格霍德认为，一个“体系”被另一个“体系”取而代之，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又“重建”同一体系。对此，我曾提出批评，她也作了回答。阿布一卢格霍德的描述截止到1400年前后，我们可以从她结束的地方开始对全球世界经济和体系的考察。
世界经济原来主要是以亚洲为基础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经济事业和成就也是以亚洲为基础的。这两个城市从它们在亚洲财富和欧洲对财富的需求之间的中介地位中获取财富。它们与西亚的亚洲贸易终点之间的贸易是从黑海开始，经过地中海东部到埃及。这种贸易也是欧洲扩张的先声。欧洲人后来还是为了寻找通往亚洲之路面向大西洋扩张，最终向下绕过非洲到达印度，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人们对于哥伦布1492年的航海活动和达·伽马1498年的航海活动的原因一直争论不休。这些事件不是偶然的。说到底，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因为他要寻找东亚的市场和黄金。当时，贵金属货币短缺日益严重，引起非洲一欧亚世界市场黄金价格的上涨，从而使得这种冒险极有誘惑力，而且还可能有利可图（最后证明确是如此）。正如自称货币主义者的约翰·戴所说：
这个（货币短缺）问题从长远看引发了它自己的解决办法。金银块价格上涨及其储备的相应紧缩，是造成贵金属在欧洲各地走俏的基本原因，最终导致了人们寻求并成功地掌握了新的提炼加工技术。另外，15世纪的这种强烈的“黄金热”正是“地理大发现”背后的动力，最终使对货币如[*]似[渴]的欧洲经济在现代之初一头扎入美洲宝库。
另外，伊比利亚人接近这个宝库的主要障碍，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穆斯林大张旗鼓的扩张、奥斯曼人的挺进及其在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东地中海地区商路的竞争，热那亚人在伊比利亚的利益以及他们为了战胜威尼斯人对埃及商路的牢固控制而使出的种种手段。正如林达·谢弗（lyndashaffer1989）指出的，这正是人们经常引用的葡萄牙人托姆·皮雷斯（tomepires）的那句话的意义：“谁成为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可以回想一下，哥伦布是热那亚人，他最初是为葡萄牙服务来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后来才接受西班牙的庇护。
再者，无论哥伦布、达·伽马以及后来的麦哲伦等人航海活动的直接刺激是什么，他们都有一种欧洲人长期广泛接受的冲动。正如帕尼卡尔（k．m．panikkar1959：21－22）所说的：“我们只有认识到达·枷马抵达加尔各答一事乃是200年的古老梦想和75年的不懈努力的最终实现，才能充分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这种梦想是除了威尼斯人以外的所有地中海商业民族的共同梦想；这种努力主要是葡萄牙人付出的。”但是，博克瑟（c．r．boxer1990：ix）引述了1534年葡萄牙的一份官方文件上的说法：“许多人……说，是印度发现了葡萄牙。”我们在以后几章中还会对欧洲人探寻亚洲的事业进行反思。这里我们接下来考察这项事业的某些后果。
（二）“哥伦布交流”及其后果
1492年和1498年航海活动及其引起的移民和贸易关系的三个主要后果很值得人们注意，这里只能作简略的描述。前两个后果是克罗斯比（alfredcrosby1972，1986）所说的病菌和基因的“哥伦市交流”（columbianexchange）以及“生态帝国主义”。欧洲人随身带来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服武器。他们在新世界横扫一切，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毫无免疫力。许多人包括克罗斯比以及威廉·麦克尼尔在其著作《瘟疫和助（1977）中都描述了这种毁灭性的扫蕩。在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所有的土著部落居民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被扫蕩殆尽。在大陆上，病菌的传播比科特斯（conez）和皮萨罗（pizarro）率领的远征军进展得更快更远，也更具有毁灭性。科特斯和皮萨罗发现，他们带到沿海的天花赶在他们前面传到内地。他们带来的新植物种子和动物则以较慢的速度传播着它们的危害。
在美洲新世界，这些征服活动是毁灭性的。到1650年，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人口从原来的大约2500万萎缩到150万。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也遭遇类似的命运，人口从原来的大约900万减少到60万。北美的情况也一样。甚至在大批的移民到来之前，第一批欧洲来客带来的病菌大约在1616－1617年就已经在大片土地上扫蕩了许多土著居民。关于欧洲对美国的根本影响，有一种估计是，土著居民从500万减少到6万，后来才重新开始增多。根据有些人的估计，整个新世界的人口从1亿减少到500万。
甚至在游牧民族的亚洲腹地，俄国人向西伯利亚的进展，与其说是靠着军人和移民的武装，不如说借助于他们带来的病菌。正如克罗斯比指出的：“来自人口稠密地区的人们向较空旷的移民区移动时，享有细菌战的优势曾经是（现在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不过，与新的跨大西洋接触所引起的美洲人口衰落相比，病菌在非洲一欧亚地区的传播没有造成那么大规模的人口衰落。当然，这是由于非洲一欧亚地区的居民早已从多少世代的入侵、迁徙、长期贸易等相互接触中继承了较强的免疫力。同理，黑死病对欧洲的相对巨大影响也反映了欧洲在欧亚大陆中的封闭和边缘地位。
“哥伦布基因交流”不仅涉及到人类，而且涉及到动物和植物。旧世界的欧洲人不仅把自己而且把许多新的动植物引进新世界。其中最重要的（但不是说其他不重要）动物是马（美洲原来也有马，但后来灭绝了）、牛、绵羊、雞和蜜蜂。欧洲人带来的植物中，较重要的有小麦、大麦、水稻、萝卜、白菜和葛黄。他们还带来了香蕉、咖啡。如果从实用角度而不是从起源角度看，蔗糖也是他们带来的，而且后来在许多方面对他们的经济有决定性影响。
通过“哥伦布交流”，新世界也对旧世界有许多贡献，例如动物方面的火雞以及许多植物。有一些植物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地区大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存条件。红薯、南瓜、蚕豆，尤其是马铃薯和玉米，在欧洲和中国极大地增加了农业收获量和生存可能性，因为它们比其他作物更能经受恶劣的气候。新作物对人口众多的中国的绝对影响以及相对影响可能最大，因为来自新世界的作物使耕地增加了一倍，使人口增加了两倍。中国在16世纪觎年代已有关于红薯种植的记载，玉米在广世纪成为主要农作物之一。马铃薯、烟草以及其他来自新世界的作物也很重要。实际上正如我们在后面会论述到的，在中国和整个亚洲由此造成的人口增长远比欧洲大得多。今天中国人吃的食物中有37％是源出于美洲的。今天，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全世界种植的块根作物中有94％是源自新世界。在非洲，特别是木薯和玉米以及向日葵、某些坚果和无处不成活的西红柿、辣椒扩大了人们的生存可能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