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撒哈拉（尤其但不仅仅是沿着著名的廷巴克图一非斯路线）通向地中海（见地图2．3）。以西北非为起点的塞内加尔沿岸海上贸易以及后来以西南非为起点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是对这种贸易的补充，但从来没有取代这种贸易。
也就是说，非洲参与大西洋贸易，既没有使非洲发展出全面的贸易关系和分工，也没有取代原有的跨撒哈拉贸易。相反，在非洲（以及我们后面将会论述的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亚），新的海上贸易只是补充甚至刺激了原有的、而且依然发展的内陆贸易。莫斯利（karenmoseley1992：536）敏锐地指出：“新贸易的形式和内容……至少到18世纪为止，基本上是原有模式的延伸。”“当这个地区被纳入这两个沙漠和海上商业体系后，苏丹的贸易和工业达到了全盛期。”（austen1987：82，转引自moseley1992：538）因此，跨撒哈拉贸易在总体上继续兴旺发展。具体而言，它从西非转运的奴隶，从15世纪的43万增加到16世纪的55万，在17和18世纪都超过了70万。当然，也一直有东西方向的贸易，其中包括“朝觐的香客”把无数黄金经由马格里布从陆地上带到利比亚，或者通过地中海带到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在西非，贝壳成为主要的交换媒介。它们产于马尔代夫群岛，在南亚被当做货币使用。欧洲人把它们带到非洲，购买作为输出品的奴隶。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贝壳的进口量增长得十分迅速——后来又减少了。非洲需要贝壳，因此贝壳就输入非洲。在非洲，贝壳作为货币与金粉和金银币并存，甚至取代后者，成为主要的地区货币。与其他地方的贵金属和货币一样，贝壳推动着经济活动和商业化的扩张，使之深入到内地，尤其是穷乡僻壤。但是，贝壳无法再输出，因为欧洲人和其他人不接受这种支付手段。因此，这种单向的贝壳贸易也就进一步促成了非洲人在整个世界贸易中的边缘化（seider1995；参见本书论述货币的第3章的更详细讨论）。但是，在非洲，纺织品也是一种重要的、而且往往是更重要的交换媒介；但是，进口的高质量织物的货币化程度不如非洲织物的程度高（curtin1983；232）。
东非贸易早在罗马帝国时期的（红海巡航记脚就有所描述，主要是对北方肥沃新月地区和向东跨越印度洋的贸易。在本书讨论的时期，输出品主要是“天然”产品，尤其是象牙和黄金，但也有奴隶；输人品是印度的纺织品和谷物、阿拉伯的陶器。中国的瓷器以及充当货币的马尔代夫的贝壳。东非港口是南非、尤其是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与北非和（或）印度洋港口之间的中转站。海运业和贸易基本上被阿拉伯人和印度人控制，但是来自新英格兰的美国人在东南非和马达加斯加沿岸很活跃，尽管只是一些海盗船只：
美国人抢劫阿拉伯和法国船只。然后在其他奴隶贸易市场上用印度纺织品、绳索、帆布、武器或弹葯来交换珊瑚。珍珠以及其他实用品。因为美国人不仅在马达加斯加，而且在莫桑比克、又拉果河湾、斯瓦希利海岸以及厂一一如果奋福的话是真的——甚至在摩加迪沙进行交易。他们手中除了肯定有武器和朗好酒外，还会有其他许多货物，因为法国人、荷兰人和宗主国英国人等这些竞争者不知道这些货物究竟有多少，在哪里进行交易。（barendse1997：chap、1）
（四）欧洲
金银的主要输入者和再输出者是西欧和南欧，因为它们要以此来弥补与其他地区（除了美洲和非洲）之间的长期而巨大的结构性贸易赤字。当然，欧洲人之所以能接受非洲和美洲的金银而不大量地返回金银，主要是由于他们在转手输出亚洲商品时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西欧与波罗的海、东欧、西亚有直接的贸易赤字，与印度有直接的或间接通过西亚的贸易赤字，与东南亚有直接的或间接通过印度的贸易赤字，与中国有间接的通过上述所有地区和日本的贸易赤字，因此把大量白银和一些黄金转手输出到这些地区。
表明欧洲结构性贸易赤字的一个数据是，在总出口中，黄金和白银从未少于2／3。例如，在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全部出口物中实物只占6％的价值，金银则占94％的价值（dasguptaandpearson1987：186）。实际上，在1660—1720年这60年间，贵金属占该公司向亚洲输入总值的87％。出于同样的原因，代表制造业和其他“提倡出口”的利益集团的英国政府，在授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上要求，英国出口产品至少要占该公司出口总值的1／10。即使这样一点儿出口产品，该公司都难以找到市场，它们大部分最远只能出口到西亚。后来，少量的细绒呢运到印度，但不是做衣服，而是被当做家庭和军事用品，如地毯和鞍垫。欧洲大部分出口物是金属或金属制品。由于无法完成仅仅10％的定额，该公司不得不在发票上弄虚作假，以减少出口“总数”，而且它一直不能摆脱为自己从亚洲进口货物寻找资金的压力。因此，它卷入亚洲内部的“国内贸易”。这种贸易比亚洲一欧洲贸易兴旺得多，也更有利可图。
总之，欧洲在获得美洲金钱时相对容易和廉价，如果没有这种资源，欧洲几乎不可能参与世界经济；但是欧洲一直有贸易赤宇，在世界经济中始终是一个边缘角色。欧洲新发现的收入与财富资源使欧洲本身的生产有所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增长。欧洲人口在14世纪的大萎缩之后，在15世纪开始恢复。在两个半世纪里，欧洲人口大约平均每年增长0．3％，从1500年的6，000多万增加到1750年的1亿3，000万或1亿4，000万，翻了一番。但是，按照欧亚大陆的标准，欧洲人口的增长是比较缓慢的；因为整个亚洲，尤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增长要快得多，总数也大得多（见表4．1和表42）。
（五）西亚
西亚（更恰当地说，是分散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萨非帝国以及毗邻地区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包含着一系列相互紧密联系的生产和商业中心。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在16世纪是增长的，以后就停滞不前了。按照欧亚大陆的标准，西亚人口总体上似乎稳定在3，000万人左右（见表4．1）。
自远古以来，西亚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向北到波罗的海、俄罗斯、中亚与向南到阿拉伯半岛、埃及、东非的一个商业和迁徙枢纽，尤其是向西到沿大西洋的西非、马格里布、欧洲和地中海等地经济中心与向东到整个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一个商业和迁徙枢纽。这里的生产中心分散在各地，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从海上和陆地进行贸易活动。西亚也有一种陆地、海上与河运贸易的结合，在许多城市转运货物。在许多世纪里，联结亚洲的波斯湾商路使巴格达成为各个方向的陆路、海上与沿河贸易的汇聚点和转运站。另外一条与之长期竞争的红海商路则扶持了开罗、苏伊土地区，当然也扶持了靠近印度洋的穆哈与亚丁。西亚的贸易主要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以波斯为基地的亚美尼亚定居商人所掌握。（在亚洲其他地方，亚美尼亚客商团体也有很大势力。）
奥斯曼帝国
欧洲人把奥斯曼帝国看作是自成一体的世界和“基本上是一个城堡”观念，更多地是一种意识形态产物，而不是对事实的概括。另外，“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把奥斯曼统治阶层贬低为陷入泥潭的穆斯林军事官僚。这种观念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历史现实，反映了奥斯曼人针对欧洲商业利益和野心而展开的商业竞争。虽然布罗代尔也把奥斯曼帝国称作“一个贸易枢纽”，但是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远远超出布罗代尔这样的欧洲人所承认的程度。
奥斯曼人确实占据着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地理和经济枢纽，而且他们也竭力从中谋取最大的好处。东西方的香料和丝绸贸易通过奥斯曼境内的水陆要道。自拜占廷帝国以来的一千年间，君士坦丁堡凭借着其作为一个南北和东西交通枢纽的地位而发达兴旺起来。这也誘使奥斯曼人征服它。奥斯曼人把它改名为伊斯坦布尔。它拥有60万到75万人口，是欧洲和西亚最大的城市，是世界第二大城市。总体上看，奥斯曼帝国的城市化程度高于欧洲。其他相互争夺通商要道的商业中心有布尔萨、伊兹密尔、阿勒颇和开罗。开罗的命运总是取决于与波斯湾商路竞争的红海商路。在18世纪晚期，加勒比海地区出产的咖啡和阿拉伯地区出产的咖啡之间的竞争决定着开罗的盛衰。
当然，奥斯曼人与其他人一样，不想杀掉转口贸易这只下金蛋的母雞。货币的转口贸易尤为重要，尽告’世界经济和货币的发展经常对奥斯曼货币体系产生影响……（从西方流向东方的）大规模金银运动对这个脆弱的体系经常产生有害的影响”。另外，奥斯曼人不仅与西方的欧洲有联系，而且与北方的俄罗斯和东方的波斯有直接联系：
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迫使（奥斯曼和波斯）双方即使在交战期间也必须维持密切的贸易关系…欧洲的丝绸消费和加工业的膨胀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是奥斯曼和波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基础。这两个帝国的政府财政收入和白银存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来自与欧洲的丝绸贸易。奥斯曼帝国的丝绸加工业…依赖于从伊朗进口的生丝…在14世纪（至少一直到整个16世纪），由于世界贸易网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布尔萨变成了东西方之间不仅是丝绸、而且还有其他亚洲产品的世界市场。
但是，奥斯曼宫廷以及其他奥斯曼人还有自己特有的资源——以及大陆贸易联系——来进口远方中国的大量产品。今天，在一个收藏处就有上万件瓷器，足以证明这种推断。
奥斯曼帝国也从南国内各地的生产和商业中，从地区间的和国际的分工、专业化和贸易中汲取财富。在奥斯曼的经济里，在私人的、公共的和各种半公共的企业、部门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部门间、地区间甚至国际间的劳动力流动。许多人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胡里·伊斯拉莫格鲁一伊南（1987）和苏莱雅·法洛奇（198，1986，1987）关于丝绸、棉花及其纺织品、皮革及其制品、农业以及采矿业和金属业的研究。例如，法洛奇总结说：
首先，粗布纺织是许多地区的一种乡间生产活动。其次，它的开展与市场有着紧密联系。在不少情况下，原料必须由商业提供，与远方买主的联系也是稳定的。顺便说，有一份更详细的文件……显示，在这方面有投资谋利的机会。
另外，奥斯曼人在向西方和东方两个方向扩张。这种扩张的动力和基础不仅是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而且确实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与威尼斯人、法国人、葡萄牙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人一样，奥斯曼人也一直努力改变和控制主要的商路，因为这是他们及其国家的生命线。在这方面，奥斯曼人的主要竞争对手同样是西方的欧洲列强和东方近邻波斯。在能够采摘经济果实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奥斯曼的穆斯林们对抗而且力图取代欧洲基督徒，显然也包括控制地中海的商路。当然，巴尔干也是木材、染料、白银以及其他金属的一个重要来源。征服埃及确保了奥斯曼人能够获得来自苏丹和非洲其他地方的黄金。
帕尔米拉·布鲁梅特（1994）从一种更广阔的世界经济视野对这个问题作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探讨。她在研究中把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政策和其他军事政策看作是附属于其首要的商业地区利益和世界经济野心的一种开路工具：
奥斯曼人是地中海贸易网的自觉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帝国就是从这种贸易网中产生出来的。在野心、商业行为以及对大一统霸权的追求方面，他们的国家与欧洲各国不相上下。奥斯曼人的国家以商人的方式追逐利润，确立、宣扬和推进他们的政治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占据和剥削商业中心与生产基地。……那些高官大臣从不疏远商业活动，反而寻找商业机会，从这些机会中获取和鲸吞财富。……有资料表明，奥斯曼王室成员和行政军事官员直接参与贸易活动……尤其是已经根深蒂固的谷物出口。……奥斯曼人在铜、木材、丝绸和香料贸易中的投资也很重要。很显然，控制东方贸易的前景比仅仅开拓疆界的机遇，对奥斯曼人的吸引力更大，因此朝廷官员鼓动君主为获取商业财富而征战。奥斯曼海军的发展就是为了占有和保护这种财富。
奥斯曼人在东方想更多地分享南亚贸易。这种野心遇到的第一个障碍就是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商人。借助葡萄牙人之力，奥斯曼人很快就迫使马水路克退出生意场。在奥斯曼人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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