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带27，000人，乘着由300艘船组成的舰队驶往印度、阿拉伯半岛乃至东非。但是，其中多次航行把马六甲作为中转站。由于中国政府转而应付蒙古人可能卷土重来的威胁，这种航海活动到1433年暂时中止。但是，马六甲继续兴旺昌盛，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古吉拉特人。有100人在此留居，有数千人为了与坎贝做生意而每年出人此地。此外，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非洲人也把马六甲当作与东南亚和东亚进行贸易活动的一个中心。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其中大部分香料都销往中国。但是，马六甲也是印度纺织品销向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批发站——并且通过马尼拉销往美洲。它的食品则由爪哇和印度供应。
1511年，葡萄牙人夺取马六甲这一事件具有深远的影响。葡萄牙人最多时不超过600人，平时大约只有200人。他们试图垄断马六甲贸易并进而垄断其他贸易。虽然这种企图失败了，但是葡萄牙人成功地把许多穆斯林从马六甲赶到马来亚的柔佛、婆罗洲的文莱、爪哇的班丹，尤其是苏门答腊的亚齐特。这些贸易中心彼此之间以及与马六甲展开了竞争。结果是开辟出另一条环绕苏门答腊另一侧的通往爪哇和中国海的商路。这对爪哇的班丹十分有利，使班丹直接面向中国贸易；这尤其促进了苏门答腊最西端的亚齐特的发展。亚齐特在16世纪充分利用这一点，把古吉拉特、科罗曼德尔和孟加拉的贸易吸引过来。马六甲因此而衰微。1641年，荷兰人借助马六甲的竞争对手柔佛的帮助，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六甲。
但是，荷兰人马上又力图在盛产香料的摩席加以及爪哇取得更坚实的地位，因为他们在1619年已经把总部设在巴达维亚。与在他们之前的葡萄牙人一样，荷兰人也想垄断香料的生产和贸易。他们进行这种徒劳的努力，极力维持香料的价格，为此一再地毁坏摩席加群岛的香料树，销毁巴达维亚乃至阿姆斯特丹的香料库存。由此可见，欧洲人在亚洲影响最深远的大规模活动，无疑是在东南亚，更确切地说，是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即便如此，东南亚当地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仍未间断；欧洲人多次试图控制甚至垄断当地生产和贸易，但无一取得成功。
j．c。范勒尔（1955：126）估计，15世纪和16世纪的东南亚贸易是由大约480嫂重量在200吨到400吨之间的大型和中型货船承担的。当然，还有330艘到340艘中型货船以及许多小船承担着印度尼西亚各岛之间的贸易，有115艘货船承担着中国和印度贸易。另外，他还对1622年的船舶吨数作了估计：印度尼西亚的船舶吨数为5万吨，中国和通罗的船舶吨数为18，000吨，亚齐特的船舶吨数为3，000吨，科罗曼德尔的船舶吨数为1万吨，而荷兰的船舶吨数为14，000吨（在总计95，000吨中不到15％）（vanleur1955：235）。他作的另外一项未指明年代的估计是，总计98，000吨，其中印度尼西亚的船舶吨数为5万吨。对于剩下的48，000吨，他统计的比例如下：中国，18％；逞罗，8％；东印度群岛，8％；印度西北，20％；科罗曼德尔，20％；亚齐特，0，6％；（缅甸的）勃固，10％；葡萄牙，6％；另外还有10％承担着与日本的贸易（valeur1955：212）。
甚至到18世纪，大宗的香料依然出口到中国；而且香料贸易大多掌握在亚洲手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亚，这些“人手”——和头脑——通常也包括婦女在内。他（她）们定期乘坐商船来参加国内和国外大规模的商业活动和其他市场交易。不过，中国贸易的大部分不是掌握在东南亚人手中（更不是掌握在欧洲人手中），而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马尼拉和巴达维亚一直被人们称作“唐城”（will1993：99，100）。许多中国的工匠、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到东南亚各地定居，构成了今天著名的海外华人集团（taring1992：482，493－497z）。。来自中国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货船到日本、菲律宾、梭罗、苏拉威西、西里伯斯、磨鹿加、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新加坡、廖内、马来亚半岛东岸、通罗、交趾支那、柬埔寨和东京湾进行贸易活动。东向沿海路线把与台湾相对的福建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联系起来。西向沿海路线把广东同东南亚大陆联系起来。据估计，在当时（大概在1800年以后不久）的222艘货船中，每次有20艘是开往日本、交趾支那和东京湾的，有10艘开往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新加坡和柬埔寨。此外，还有许多小船是从海南岛出发的。
大陆
我们对东南亚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的概述侧重于海岛或群岛地区，而对大陆地区、尤其陆上贸易则给予较少篇幅。其原因不是前者比后者更活跃或更重要，而是有关前者的资料更丰富。海上贸易与欧洲人的关系更密切，因此他们保存了当时的记录；另外，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尤其是水下考古也集中在这些地区。但是，缅甸、通罗和越南彼此之间以及与东南亚群岛之间也保持着远距离的海上、河上和陆上贸易关系，而且与印度和中国保持着可能是更重要的贸易关系（见地图2．5）。但是，这些贸易留下的资料很少，至少这些资料没有被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充分发掘出来。由于我本人不能接触到并因语言障碍而读不了这些资料，因此这里仅限于根据孙来臣和卢里多正在对文献所作的概述和分析作一说明。
孙来臣（1994a）证明，缅甸与中国的贸易有三个特别活跃时期，第一次是在13世纪晚期元朝征服活动之后，第h次是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初期（这与我们关于自1400年前后起其他地区生产与贸易扩张的结论一致），第三次始于18世纪末。孙来臣强调，虽然缅甸对华贸易采取了某种“进贡”使团的形式（参见后面关于中国的一节），但是当时的人们以及后来的学者都很清楚它们的商业动机。每当这种贸易因政治因素或气候因素而暂时中断时，缅甸的“人民就会缺少基本生活用品”。缅甸不仅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生丝、食盐、铁器和铜器、兵器和火葯，而且进口布匹、绸缎、丝绒、针线、地毯、纸张、水果、茶叶以及铜钱。反之，缅甸则向中国出口摇减珍贵玉石、象牙、鱼、燕窝、鱼翅、粗黄糖、翡翠、儿茶、按椰子、烟草。另外，到18世纪，甚至还要早些，缅甸还向中国出口原棉。
孙来臣使用的资料记录了大批的驮队，在伊洛瓦底江上运行的30艘船以及承担着其他缅中贸易的110—150艘货船。繁荣的缅甸水上贸易是同样重要的陆上商旅贸易的两倍到三倍，可以想象，陆上贸易有一部分是走私进口违禁的中国金属和武器。这种贸易也深入到缅甸众多的集市，例如每天一小市、五天一大市的孟密。另外，缅甸的矿藏也吸引来数以千计的华人企业家、商人和工人。他们生产的金属既供应当地市场，也出口到中国。这也使得缅甸能够补偿其他方面的贸易逆差。由于使用铜币、贝壳、银块和银币，缅甸的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都逐渐货币化了。
越南和中国之间也有繁荣的贸易、人员流动和其他关系。越南出口生丝、蔗糖、茶叶、布匹、鞋袜、纸张、染料、灯油、槟榔子、糖果、葯材以及铜钱，进口木材、竹子、硫黄、葯材、染料、食盐、大米和铅。越南的矿藏分布甚至比缅甸还广泛，出产钢、铅。可能还有锌和银，其中有些也向中国出口。越南的矿工和相关工匠据报道有数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华人。他们是因失业和贫困而背井离乡，也是被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机会吸引而来（sun1994a）。
逞罗的贸易值得特别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它的活动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市场，而且因为这种贸易是用中国货船或雇佣中国人的追罗货船来进行的，因而中国当局把这种贸易当做“国内”贸易（cushman1993）。这种贸易采取了最常见的方式。逞罗出口各种商品，尤其是大米、棉花、蔗糖、锡、木材、胡椒、小豆宏以及贵重奢侈品，如象牙、犀牛角、苏木、安息香、鹿皮和虎皮，还有铅和银。可能通罗制造的船舶也是一种主要的出口物。珍妮弗·库什曼（1993厂8）解释说：“逞罗的出口物不应该看作是次要的奢侈品，而应被视为中国的大众消费和消费品制造业所需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出口物主要是瓷器、纺织品、扇子、纸张、书籍、铜器、蜜饯等供逞罗大众消费的产品。
逞罗的港口，尤其是阿有他亚（位于曼谷北边的河畔）也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区间货物集散转运中心。但是，与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中国输往逞罗的另一种重要“出口物”是人，尤其是福建人：劳工、手工业者、企业家和商人（viraphol1977vushman1993）。
作为东南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的集中表现，它向欧洲、西亚和印度出口当地出产的香料和锡。它还把从印度进口的货物转口输出到中国。中国是它的主要顾客，对中国的出口量比对欧洲的出口量大约多8倍。此外，东南亚向印度、中国和日本出口本地出产的林业产品、棉花和黄金。东南亚接受印度来的白银，其中一部分再通过马六甲输出到中国。因此，东南亚对印度（当然还有西亚和欧洲）的贸易是顺差，对中国的贸易是逆差。
对东南亚“区域内”经济的后果，里德作了这样的概述：
1400年到1630年的这整个时期，是经济迅速货币化和商业化的时期，其中从1570年到1630年是经济扩张最迅速的阶段。按当时的标准，居民中很大一部分卷入世界经济的生产和销售活动；这些人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方面，如布匹、瓷器、用具和钱币等，都依赖于远方的进口。贸易在东南亚国民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还是按当时的标准），因此使得城市化程度甚至高于20世纪前再次达到的程度。在这些城市里有一些完全致力于商业贸易活动的群体，还建立起用船抵押、利润分成以及放贷等制度。但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中国、印度和日本在经济上比东南亚更先进，尽管许多东南亚的城市居民已经了解到他们的技术（包括钱庄等）。（reid1993：129）
但是，东南亚也有一种金融体制及其“复杂而可靠的金融市场”，在这种市场上能够以大约2％的月息借到钱，这种情况与欧洲有些类似。（奇波拉（1976：211－212）指出，由于美洲的白银供应大幅度减少，货币利息急剧下降，造成了欧洲的“真正革命”。）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占据的马尼拉，越南，台湾以及葡萄牙人在南中国海沿岸占据的澳门在生产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与东南亚其他地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们提供了重要的转口贸易功能，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中。仅从中国驶往马尼拉的商船每年就有30艘到50艘之间。墨西哥从马尼拉越洋进口的货物有60％产自中国，其中包括中国的水银。这种水银一直短缺，但对于美洲开采和提炼白银是必不可少的（白银的一部分又流向中国）。16世纪初，为了推进这种贸易，马尼拉的定居华人上升到2．7万人（有人说是3万人）。但是，他们成为几次大屠杀的牺牲者，1603年的那一次就有2．3万人被杀害（有人说是2．5万人），1640年又爆发了一次大屠杀（yan1991，quiason1991）。在本书第3章将对这些贸易中心在货币转移中的作用进行考察。
（八）日本
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早在13世纪日本经济就出现了重要的发展势头。一些学者证明，在这个早期阶段，日本已经深深陷入对外与亚洲其他部分进行贸易的活动。……对中国和朝鲜的贸易成为日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5世纪和16世纪，对外贸易发展十分迅猛，贸易活动扩大到远东其他部分，甚至远至马六甲海峡。（sande。n1995：153）朝鲜、日本和琉球群岛（在日本以南500英里，与中国沿海地区隔海相望）是中国的中心一边睡纳贡体系的第一圈。但是，日本人也是中国的一个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千方百计地追求一切竞争优势，特别是在中国遭遇“麻烦”的时期，例如在与蒙古人对抗时或发生内乱时。斯蒂芬·桑德森也指出：“看来，日本开始从事生机勃勃的远东贸易时，大体上是在宋代晚期和明朝初期中国逐渐退出世界贸易和经济衰退的时候。这些事件无疑是互相联系的。由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真空，日本就迅速地来填补它。日本在中国退出的地方逐渐积聚了力量。”
1560年以后，日本成为一个重要的白银乃至铜的出产国，并向中国与东南亚出口白银和铜。日本还向更远的印度和西亚出口黄金、硫黄以及樟脑、铁、刀剑、漆、家具、米酒、茶叶和优质大米。反之，日本接受中国的丝绸、印度的棉织品以及朝鲜、中国和东南亚的其他各种生产和消费用品，如铅、锡、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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